代序
没有中国企业家就没有中国未来历史的教训是沉痛的，但更为可悲的是，我们往往只承受了历史的痛而不接受历史的教。所以说，今天中国民营企业家群体如果能够被更好容纳、理解和尊重，这与其说是他们这个群体的幸运，不如说是我们整个国家、民族和文明的希望。
我是一个历史感特别强烈的人，所以作为一个常常奔走于内地与香港之间的香港传媒记者，我一直感觉自己像掉进了连接过去与未来的“时间隧道”一样。
作为“时间隧道”的行者，我一直用左眼看着香港，用右眼看着大陆。2003年我的左眼看到了香港政局的纷争，而右眼看到了中国民营经济力量从历史的后台走向时代的前台。
所以在2003年底，我的老毛病又来了。我叫自己写两本书：一本名为《香港：一个城市和一个国家的命运》，另一本是《民营企业家：一个群体和一个国家的命运》。但是这么多年来，动不动就想写书的我却像个习惯性流产的妇女一样，“怀孕”很多，但从未成功“生产”。
不过，这一次却因为很多偶然的因素改变了我的“习惯性流产”，因此便有了本书。
2004年3月全国十届人大二次会议召开期间，参加会议的6位浙江民营企业家全国人大代表举行专场记者招待会。因为民营企业家和全国人大代表的双重身份所散发的新闻魅力，加上这是整个人大会期的首个专场记者招待会，所以二百多中外记者蜂拥而至。其间，德国《明镜周刊》的记者向他们提问：“如果马克思到浙江，你们说他会有什么感想？”
这是一个看似无趣但却十分刁钻、严肃的问题。向来务实、习惯在无趣和无聊面前慷慨装傻的浙江企业家们，本想以笑声和打哈哈来消解这个看似无趣的问题。
但广厦控股创业投资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楼忠福却不肯因为表面的无趣而丢掉一个严肃的问题，所以等大家打完哈哈之后，他主动接招。
他说：“我再来回答一下这个问题，我想马克思如果看到浙江经济发展得这么成功，首先肯定会很高兴，第二他也会很惊讶，因为他看到我们的实践已经超越了他的理论。”
马克思仍然是一个沉甸甸的、能钩起无数往事的中国历史和现实关键词。楼忠福是在内地有标杆意义的民营企业家之一。民营企业家群体是分量越来越沉甸甸的、能寄托很多梦想的中国未来关键词。
所以这个看似波澜不惊的简短对答，对于一个有“宏大叙事”毛病、常常在“时间隧道”中穿行的我，有如巨石击水，久久不能停止思索。这一幕不仅冲击着我的内心，同时也进一步强化了我写《民营企业家：一个群体和一个国家的命运》的愿望。
无巧不成书。两会归来一个月后，我的同事香港商报总编辑助理周建顺先生，正打算写一本关于楼忠福的传记，而且邀请我一起合作。于是我的写书计划再向前走了一步。
通过几个月的调查和采访，我们被楼忠福先生充满传奇的人生经历和创业经历深深吸引，被他以及其他浙江民营企业家身上健旺的企业家精神深深感动。楼忠福先生不仅个人命运曲线的起伏跟新中国的国运曲线完全吻合，而且他个人经历中的很多细节也跟国家当时的变化起伏丝丝入扣。
选择了渐进改革的中国，每一个阶段的进步，都离不开在体制边沿上创新的中国民营经济力量。而中国民营经济力量每一阶段的成长，又反过来推动了旧体制的变革。一个令世界惊诧的中国经济奇迹，一个日见其好的改革开放局面，其实就是一场体制内外力量协调的“双人舞”。
正当我们为楼忠福艰难曲折的早期人生经历、筚路蓝缕的创业经历，以及他身上所蕴涵的中国民营企业家群体的伟大精神而激动不已的时候，素来对中国内地民企极端不友善的个别本港学者再次向中国内地民营企业“发炮”。其后，其“剑锋”直指中国主流经济学者，以及整个中国民营企业家群体。一场始料未及的争论，就此在一个虚拟的空间爆发并迅速蔓延。
如果见诸媒体的报道属实，那么最让我们始料不及的是，号称给外国学生讲中共党史的个别本港学者不仅全盘否定“国有企业的产权改革”，而且否定中国民营企业家群体，甚至连整个中国改革的大方向都否定了。
与此同时，历来对改革开放政策基本全盘否定、主张关起门来自力更生的个别北京学者也在北京振臂高呼枣“我们不仅需要中国的普京”，而且还要“展开系统的‘秋后算账'”———言辞之激烈，大有“金猴奋起千钧棒”的气势。
史家袁伟时曾经说，中国“历史包袱非常沉重。死的拖住活的，该死的不死，这是两百年来中国苦难的最重要的根源”，“一部中国近代史的基本内容，就是冲破这个‘铁桶江山'的苦难史”。
个别人愿意过什么样的生活、喜欢什么样的明星感觉，是他们自己的自由和权利。但中国改革开放的大方向、国企改革的大方向、民营企业家的巨大作用枣这些事关重大的问题，是不能含糊，也是含糊不起的。这些问题的是非对错，不是谁拍胸脯就可以给出答案的，这些答案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在很长时间的实践中付出了巨大试错成本之后的慎重抉择。
基于这些考虑，基于我们对个别学者貌似崇高而实质荒谬的言论的担忧，我们在动手写作本书的时候，抛去了传统人物传记的写法枣我们不是为了写一个人物而写一个人物，我们试图通过这本书来对这场关系国家前途命运的争论作一个解答。
所以说，这本书不是写楼忠福的个人成功史。我们是怀着求证的目的、以一种大历史的眼光，去考察一个国家、一段历史和一个时代。我们表面上是写一个人，但实质上我们在写一群人、一个国家、一段重要的历史和一个伟大的时代。
起于1978年的中国改革，注定是一场前无古人的革命。这场前无古人的革命，如果要取得成功，注定只能是一场改革。在这场注定只能是改革的革命中，民营企业家就注定是其中最伟大的战士。而对于战士，不管是站着的还是已经倒下了，我们都必须报以敬意。
正如鲁迅先生在纪念国民革命的先烈时所说的：“然而，有缺点的战士终竟是战士，完美的苍蝇也终竟不过是苍蝇。去罢，苍蝇们！虽然生着翅子，还能营营，总不会超过战士的。”
对于我们这个苦难的民族，今天的民营企业家，和革命的战士是同样的伟大和值得尊敬的。
尊敬他们，就是尊敬他们身上的伟大精神———企业家精神———这种精神征服了西方并重塑了西方，进而征服了世界并重塑了整个世界。中华民族是世界上公认最具有企业家精神的民族之一，可惜我们一直在蔑视它、践踏它，所以它也蔑视我们、践踏我们。因此1840年以来，我们这个民族的命运就只能是被践踏、被重塑枣这与其说是被外族和外来文明打败，不如说是我们的中华文明不曾善待过的企业家精神对我们文明的报应。
历史的教训是沉痛的，但更为可悲的是我们往往只承受了历史的痛而不接受历史的教。所以说，今天中国民营企业家群体如果能够被更好地容纳、理解和尊重，这与其说是他们这个群体的幸运，不如说是我们整个国家、民族和文明的希望。
本书写完后，本来打算请德高望重、一直以来为中国民营经济仗义执言的茅于轼先生或者吴敬琏先生为本书作序的。但两位百事缠身的老前辈实在太忙，所以只好自己代劳。
情之所至，百感交集，语无伦次！
谨以这些语无伦次的话语，纪念那些为中国改革开放大业摸索过河之石的勇敢先驱们，纪念那些仍然站着或者已经倒下的中国民营企业家们，同时也算是本书之序吧！
龙镇洋
甲申年冬于香港
第一章时间开始了
表一个“坚硬”的铁匠
表“锻造”于打铁铺里的新生命
表“妈妈别哭，让我去！”
表伏牛少年
表文革童话：狮子与天鹅的爱情
“时间开始了！”
当毛泽东在天安门上宣布“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之后，胡风用圣经般的文字，最恰如其分地表达了当时几乎所有中国人都想表达的心情。半个世纪之后，李慎之先生在《风雨苍黄五十年》的长文中，还谈到自己当时对胡风神来之笔的“妒忌”。
时间是开始了，可是出发的并不是一列“开往春天的地铁”，而是超载了“并不如烟的往事”的“泰坦尼克”号！
老百姓没有宏大叙事的习惯，但他们都有自己的生活常识、生活逻辑和情绪温度。就像野地里的花草，各有各的颜色，各有各的开花时节。只要没有自以为能的人来拔苗助长，没有野狗山猪来践踏蹂躏，每一朵花、每一片叶都有自己灿烂的春天。表一个“坚硬”的铁匠
“叮叮……叮叮……叮叮……叮叮……”
楼茂春———楼忠福的父亲，是个铁匠。当毛泽东在1949年宣布“中国人民站起来了”的时候，他正在锤打着一块烧得火红、软熟的铁。每一锤打下去，都有一圈的星星向四周飞溅，那场面对于没有什么娱乐的乡村，也算是一场难得的热闹观赏，特别是对于那些光着脚、光着屁股、把眼睛瞪得大大的乡村孩子。所以在附近乡村的孩子眼中，他并不是为谋生计而操劳的铁匠，而是一个能够制造热闹、满足他们好奇心和观赏欲望的表演者。
和当时中国乡村4亿多穷苦的百姓一样，对于新中国的建立，楼茂春也格外地高兴。按照他的逻辑推理，中国改朝换代了，大家不用打仗了，全社会都要搞生产建设，打铁生意也应该红火起来的。更远一点，如果积累了足够的钱之后，说不定还可以创办自己的打铁铺和机械厂呢。
尽管浙江东阳县耕读传家的风气和浙江其他地方一样浓厚，但楼茂春没有读过什么书。他13岁就出去当打铁学徒了。做学徒的日子，他每天都比师傅早起一个小时，晚睡一个小时。不管是多冷的冬天，他的床都只是两条合并在一起的长凳。不过，那年月劳苦百姓的睡眠，要比现在睡席梦思床垫的人香得多。他常常夜里从长凳上滚到地上，但是他的睡眠就跟铁打的一样经得起摔打，总是一合眼就到破晓。
1949年的时候，他已经是有二十多年经验的老师傅了，手艺在东阳、义乌一带小有名气。常年从这个村子到那个村子地转，跟他熟悉的人也就多了。那年月，乡村农民们虽然穷苦而忙碌，但也总还有聚在一起说话休息的时候。这样的场所一般并不固定，随着时节的变化而变换。铁匠的摊档往往是这样一个会聚村民的理想场所，一来大家需要打一些农具、刀剪，二来也顺便看看火星飞溅的热闹。
改朝换代在中国老百姓心目中历来是件大事，所以1949年前后，围拢在他的摊档边上说话的村民，话题基本都集中在新中国、共产党、毛泽东。而且大家基本都是兴奋的，因为大家都将不必遭受战乱了，太平日子就要开始了，只要勤奋日子总会好起来的。
楼茂春是个话不多的人，但大家怎么说他是注意听的。这些话语也符合他的判断，所以心情也跟着一天比一天好，憧憬一天比一天多。想着就要好起来的生意，想着未来将有改善的生活，想着多打点铁赚够了钱就发家致富，他虽然想不出“时间开始了”的话来表达自己的心情，甚至不明白这句话的意思，但是手中挥动铁锤的速度、频率和力量却提高了一个级别。
然而，“时间开始了”之后，展示在他日子里的现实，并不像他所预期的那样。
没收工商业资本家财产的运动在全国展开，没收土地的活动在农村展开。接着农业合作化运动和手工业合作化运动也展开。1951年，东阳县吴宁镇的干部来找他，叫他不要自己开店打铁了，要加入政府组建的合作社，一起干活、一起领工资。楼茂春很自信于自己的手艺和能力，尽管干部多次来劝，他还是无动于衷。后来，干部的态度变得越来越强硬，劝说也变成了命令并夹带着恐吓，但是脾气倔强的他还是不为所动。
然而，形势比人强———全球的“大气候”，加上中国历史“季节变易”的内在逻辑，一场席卷神州的强烈“季候风”正在形成当中。
20世纪的50年代，世界是一个连空气都透着“红色”的年代★（★熊彼特1942年曾慨叹道：“资本主义是站在法官早已下决心要判其死刑的法庭。这些法官一心要终结它，不管你作什么样的辩护都没有用；在这样的法庭上，作为被告的资本主义若想救自己一命，唯一可作的辩护就是改变起诉书。”），是一个理想主义、革命豪情在全球风起云涌的年代。那时候，在世界最响亮的声音不是从美国白宫发出的，而是来自莫斯科的克里姆林宫。那个时候，世界青年人的偶像不是披头士，不是杰士邦，不是贝克汉姆，而是保尔·柯察金，是切·格瓦拉。现在中国学者最推崇的西方学者之一———哈耶克，那时候还没有多少人知道。他那本指出计划经济和苏联模式的极端危险性的旷世名著———《通往奴役之路》，在世界上还没有多少人感兴趣，而在中国则更是1958年才有翻译，并且在很长时间内都被列为只有级别很高的人士才有资格阅读的“禁书”。
那个年代，几乎所有“眉样当年又入时”★（★“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陈寅恪1927年在祭王国维的挽词中写了上面这些话。但1949年后，能够坚持这些话的同道已经很少了，所以他只能用隐晦的诗句来表达内心和对时局的看法。）的大陆“新潮”知识分子，都以为自己是坐在“开往春天的地铁”上。他们不假思索地放弃了自己的独立思考，不假思索地接受了指导一切的真理，不假思索地颂扬“新世界”的一切。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在1950年就非常热情、积极地参加到《武训传》的批判以及各种各样的政治运动中去，几乎很少有人真正怀疑过，自己正在努力营造的可能是一艘“泰坦尼克”号，连胡风、顾准、李慎之也不例外。
楼茂春没有文化，对一切正在酝酿的政治风云变化无从预见，也没有太多的感想。他只相信自己的铁锤不仅可以打出锋利的镰刀，还可以打出自己美好的生活。不过，当暴风雨来临的时候，无论是秀于林的高木，还是贴着地面的小草，都一样受到波及———只是遭遇不同而已★（★很多看起来不相关的事情，其实都是互相联系的。诡秘的命运之神将中国人，无论是“眉样入时”的知识分子，还是目不识丁的农民，都变成了一条绳子上的蚱蜢。）。
农业合作化和手工业合作化运动从1951年开始席卷整个中国。据东阳县志记载，1951年7月，该县吴宁镇组建了第一个铁业合作小组；同年年底，整个东阳的手工业生产合作小组增加到5个；1952年，增加到26个合作小组，1个合作社；1953年出现反复，但年底又增加到28个小组，3个合作社；到1956整个东阳的手工业合作化工作完成。
楼茂春在1952年加入了吴宁镇的铁业合作社，但是很快，他就感觉到大锅饭不好吃。一个人一天可以干完的活，在合作社内，可能要三个人三天才能干完，生产效率极其低下。13岁就拜师学艺的他，在师傅的调教下不仅学得上好的手艺，也培养了非常勤劳刻苦的职业精神，很是看不惯干活偷懒的作风。梗直的性格，加上他的手艺在东阳、义乌一带小有名气———在两县的打铁比赛中，他成了“打铁状元”，所以他找领导抱怨合作社的弊病，并要求离开合作社。合作社的领导对他的“叛逆”非常吃惊，非常严肃地批评了他的“单干”作风和“小资产阶级思想”，并警告他不要“不识时务”。但是他还是坚决地在进入合作社半年之后的1952年底，顶着领导的责骂和恐吓离开了。
他不知道，这一年，一个后来被认为是“替整整一代知识分子挽回一点面子”★（★朱学勤在《愧对顾准》一文中说：“幸亏有顾准，才挽回了我们这个民族的思想界在那个可耻年代的集体名誉。”）的顾准，也在上海被“处理”了，罪名是“一贯存在个人英雄主义，自以为是，目无组织，违反党的政策方针，思想上组织上与党对抗”。
新年之后的1953年，他自信地设计了自己的“人生计划”。他不知道，新中国的领导者这年也正在执行建设新中国的第一个“五年计划”。他看不到大地将被深深犁起，看不到地上的花草树木将被新泥掩埋，看不到有人想把野草和蚂蚁也组织起来纳入苏联进口的“麻袋计划”之中。
离开合作社后，结婚已经好几年的楼茂春也与父母兄弟分了家，但他很快就组建了自己的“合作社”———他与妻子王凤珠开起了自己的打铁铺。夫妻俩在吴宁镇上租了一间平房，这间每天以一斤米租来的平房，既是他们的家，又是这个“夫妻合作社”的车间和寄托美好未来的“造梦工场”。
就像黄梅戏《夫妻双双把家还》所演唱的一样，沉醉在甜蜜夫妻生活中的楼茂春夫妇，每天也演绎着自己的“夫妻双双把铁打”的甜美爱情———“你拉风箱来，我挥锤，恩恩爱爱把铁打”！
在这期间，吴宁镇的领导和合作社的领导曾多次找这对夫妻谈话，希望他们回到合作社去，但是这个倔强而自信的铁匠并没有回头的打算。他们相信自己的勤劳，相信自己从直觉中看出来的效率差异和孰优孰劣，相信没有战争的日子定要比战乱的日子让人安全、满意，他相信自己开店打铁的自由是不需要任何人批准的权利。
但是他错了。他不知道，一场连蚂蚁也无地逃遁的暴风雨，正在逼近。表“锻造”于打铁铺里的新生命
“叮叮……叮叮……叮叮……叮叮……”
火红的炭火，火红的铁，火热的青春，火热的血。一个火热的男子和一个温柔伶俐的娇妻的全部事业和所有生活故事，都是以这个每天一斤米房租的“造梦工场”为舞台。
日子一天天过去，快乐的“夫妻铁业合作社”，不断地给当地的乡亲锻造出上好铁器的同时，还“锻造”出自己的情爱结晶———第一个儿子———楼忠福，在1954年3月出生了。
“哇！哇！哇！哇！”
新生命的啼哭，似乎要故意超过父亲铿锵的铁锤，响亮而清脆。屋外面，正是雷暴交加。婴儿是无知的，无知则无所畏，所以在雷暴交加中，他只管用自己的铿锵啼哭宣告自己的“时间开始了”。
三十七岁得子，在传统中国的观念里，已经算是迟到了。所以这个“坚硬”的铁匠在儿子出生后陷入了百感交集之中，既感慨自己作为一个百姓穷苦的生活，也冀望新生的儿子将来能够富贵安康。他想到要给儿子起个好名字，好让儿子将来有出息。但是他没有读过什么书，所以决定让妻子王凤珠去找大舅给儿子起名字。大舅在派出所工作，是一个有文化的人。
1954年，正是限制人口流动的新中国户籍制度开始实行的第一年，从这年开始中国人出生后就必须到当地派出所登记户籍。从这年开始直到改革开放后的1984年，中国老百姓，特别是农村百姓，不能随便离开所在地，如果到外地去必须经过批准才是合法的，否则就可能被政府视为“非法”。
因为这个政策当时被宣传得相当严厉，所以儿子还没有满月，王凤珠就抱着儿子去找大舅了，一来是为了上户口，二来是让他起名字。
大舅感念自己的艰辛、感念这么多年来中国人在战乱和灾难中颠沛流离的命运，所以他希望自己的外甥能够顺顺当当，能够有福有禄。他给外甥起了一个非常传统而功利的名字———忠福———忠于国家、忠于党、忠于朋友，而且有福有禄。
1954年，中国农村地区的合作社数量不断地增加，入社的人口也不断扩张。这时候楼茂春夫妇的“合作社”，也因为楼忠福这位“新社员”的诞生而“扩张了规模”。为了生计，楼忠福的母亲还没有坐完中国女人传统的“月子”，就开始为丈夫拉起风箱了。
幼小的楼忠福，多数时候被放在打铁铺里面的卧室睡觉和玩耍，风箱的节拍、铁锤的声音和飞溅的火星代替了儿歌和玩具。这已经算很幸运的了，在当时的中国乡村地区，这已经算是新奇而先进的工业场所了。更多的孩子，只能在村前屋后玩耍泥沙石块和互相追逐。如果有打铁的匠人过来，那孩子们简直像过节一样高兴。因为他们可以听听风箱的节拍，看看铁锤砸向通红的铁块时飞溅的火星，观赏一块废铁如何在铁匠的手里变成一把锋利镰刀的整个过程。这种感受比看社戏中翻滚的艺人还要来得新奇、有趣。
风箱的节拍，就像时钟的指针，数走了无数分分秒秒和白天黑夜，合作社中的“新社员”也一天天长大。一岁多的时候，刚学会走路和说话的“新社员”，已经不安分于静静地坐着观看父母“表演”了。他一会儿过去与母亲抢风箱，一会儿过去跟父亲要铁锤，参与意识极强。不过到他真能拿得动一把铁锤的时候，他们家的“合作社”也已不得不关门了。
1955年毛泽东的心情似乎特别好，好一些日子都是在浙江杭州度过的。自古烟柳繁华的钱塘引发了毛泽东的诗兴。这段时间，他多次登山，并作了好几首风月味道颇浓的小诗。“热来寻扇子，冷去对佳人”———这么一种平心静气的感觉，在他的诗歌中是少有的。可惜的是杭州的暖风，在让毛泽东展现温情一面的同时，并没有让他老人家与天斗、与地斗和与人斗的热情减退。
但像铁匠楼茂春这样兢兢业业地寻求三餐一宿的农村基层手工业者，就吃不消这种天马行空、战天斗地的革命豪情了。他们对很多莫名其妙的运动感到懊恼和愤怒，认为是不中用的“花架子”。在平日的闲谈中，楼茂春这年也跟朋友和熟人说了很多自己对社会的看法。他根据自己的观察和经验，指出合作社的大锅饭弊病，认为合作社只是一个养懒汉的地方。
可是底层老百姓的想法和一些实事求是的干部的建议，并没有动摇毛泽东“敢教日月换新天”的决心。7月，毛泽东嫌农村的社会主义运动速度太慢，当年主持农村工作的农村工作部部长、副总理邓子恢被他批评为东摇西摆的“小脚女人”★（★在中共高层领导中，邓子恢是最早倡导包工包产的，可惜在那个一切问题都是“主义”的年代，他的实事求是精神反而成了罪状。毛泽东曾经说：“你的思想要用大炮轰。”）。12月，毛泽东在《中国农村社会主义高潮》的序言中提出“根据农业合作化速度加快的形势，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也应当争取提早一些时候完成”。
最高指示一下，1956年初全国的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立即掀起高潮。这个时候，不管愿意不愿意，也不管合适不合适，所有的土豆和散沙都必须进入进口的“苏联麻袋”。到年底，全国百分之九十多的手工业者都被放进了合作社的“麻袋”。东阳的手工业者社会主义改造，也在1956年底宣告全部完成。
楼茂春夫妇的“合作社”别无选择地被推进社会主义大合作社的“麻袋”，因为镇领导采取了釜底抽薪的办法，对房东下命令不允许把房子租给他们。看来在容不下私有财产、放不下书桌的年月，连一把铁锤也是没有地方摆放的。
1955年和1956年，中国又有很多事情是应该记忆的。1955年，顾准以“带罪之身”正努力从“理想主义的泥潭”中孤独地跋涉而出，而对“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批判已经急风暴雨般地在全国展开。这年，敢于向毛泽东提出“不奉马列为宗师”的陈寅恪受到了第一次批判。年底，梁漱冥在一次扩大会议上与毛泽东争论农村工作的问题，而梁漱冥的认真执着显然触到了毛的“雅量”的极限，所以梁也质问毛有没有容纳异见的“雅量”。毛的“领袖雅量”显然还是在的，但是在场的很多知识分子和官员却以辱骂和嚎叫的方式，争先恐后地表达了自己对领袖的爱戴和拥护———潜藏在中国人血脉里的劣根性，在此又多了一次无耻的记录★（★专门研究早期知识分子的谢泳评价说，上世纪50年代，最让人感到悲哀的还不是执政者没有听不同意见的雅量，而是许多身为知识分子的专家，不但不能为同行辩护，而且多数是站在另一面，随声附和。这大概就是陈寅恪所说的“眉样当年又入时”吧！）。
1956年初毛泽东在南宁批评周恩来、陈云的“反冒进”，接着到长沙饮水、武昌食鱼，然后又于5月底6月初在武汉畅游了长江。这年苏联揭露斯大林残暴统治的真相，这件事情显然是构成当年中国政治人考量中国问题的重要背景。9月，刘少奇在中共八大上宣布“革命的暴风雨时期已经过去，新的斗争任务主要保护生产力的顺利发展”，同年中国共产党的新党章去掉了“毛泽东思想”的提法———这是一个将中国带离地狱的机会，可惜上足了发条的历史显然已经不受控制。
这年，顾准坚定地离开政府工作，走进中国社会科学院。他开始冷静地反思理想主义的“龙种”何以异化为现实世界的满地跳蚤，开始对马克思主义和西方文化进行探源和梳理，与年轻的吴敬琏的师友关系从此开始。
同年，浙江温州永嘉县人民，在县委书记李桂茂的带领下“有组织、有计划、有目的、有步骤地推广”包产到户的试验———在一个“已是悬崖百丈冰”的时刻，浙江人勇敢地展示了“犹有花枝俏”的杰出精神品格★（★按照哈耶克的理解，一个伟大社会之所以能够伟大而且生机勃勃，是因为首先能够允许“匿名的少数”在不同的方向上探索创新。可惜把“才行反时者杀无赦”当作智慧的中国，却甚少能够容得了“匿名少数”的探索和创新。）。但是这场勇敢试验的结局，是一部分人被撤职和开除党籍，一部分人受到批判，一部分人被送进监狱。（待续）
连载之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