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有绣花功也有劈柴力(下)
A
果然，这又是一个亏损项目。楼为民难过得掉下眼泪，楼忠福也很伤心。但楼忠福还是没有骂他，当然也没有再给他机会了。体现楼忠福待人重感情、有气量的例子还很多，不过现实难题的复杂程度，有时候并不是感情和气量这副‘滋阴降火的中药’能够奏效的。就像毛泽东说‘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一样，改革开放既然也是一场‘革命’，很多事情就不可能是简单的是非对错了。此种局面，不仅考量一个人的情商，还考量一个人的智商。1985年中，城关建筑公司更名为东阳三建后，镇政府决定将另外一个乡镇企业卢宅工程队并入东阳三建。这是那个时候一宗典型的‘拉郎配’，镇政府此举的目的是要让东阳的建筑业迅速做大做强。红头文件已经发下来了，可是两支队伍并成一家，并不像两碗水倒在一起那么简单。尽管两家企业都是‘政府婆婆’管得着的‘媳妇’，但毕竟大家素来是两个团队，各有各的五脏六腑。因为这是一起拉郎配的‘婚姻’，所以在程序上是先‘结婚’然后才‘谈恋爱和柴米油盐’。楼忠福充分估计到这个局面的复杂和困难，所以‘结婚’之始，就把三建公司第一副经理的交椅安排给原卢宅工程队的蒋经理。原卢宅工程队其他骨干人员也都得到相应的重用，原来负责设计和技术的孔科长也被安排到三建管理委员会理事的位置上。可是到边‘谈恋爱’边‘谈柴米油盐’的时候，蒋经理和原来卢宅的骨干们多少都有些不大适应，毕竟现在是‘嫁入’东阳三建，很多事情都不再由自己做主了。两家公司清算家底和资产重组的计划公布后，蒋经理和原来的部下的不悦情绪更明显了。楼忠福看在眼里，但
不放在心里，他依旧和颜悦色。他平心静气地跟蒋经理说：‘你现在是公司的第一副经理，公司的总体情况也应该尽快熟悉。公司正在开拓上海的市场，我想明天我们就一起去上海看看那里的工地进展情况，顺便考察考察上海的市场。你看怎样？’蒋是个爽快人，楼忠福这么客气地安排差事，他也就满口答应了。两人出发去了上海后，公司的资产账目清理工作也就开始。但负责设计和技术的孔科长觉得不妥为什么公司两个头儿都不在家的时候过来清理账目呢？所以等到三建公司的人员要过来接管账本的时候，孔科长自作主张地将卢宅建筑队的大门锁上了。一边要清帐，一边却大门紧锁，气氛立即紧张起来。楼忠福在上海接到电话后并没有和蒋经理商量，就命令先贴一个公告出去，宣布撤了孔科长的职位。大斧头劈柴，势如破竹，这下没有人再阻拦。大门打开了，账本也顺利移交了。楼、蒋二人从上海回来后，这些‘柴米油盐’的清理工作也结束了。蒋经理没有说什么，只为孔科长求情，楼忠福也顺水推舟，恢复了孔科长的职务。
‘新婚’的磨合期总算过去，楼忠福也跟蒋经理把话说明了：‘你现在是第一副经理，有职有权，公司的事情说话也算数，但是公司的财务和工程合同还只能是我一支笔，当然我会跟大家商量的。’就这样过了一年多，后来问题又出来了。毕竟蒋经理原来身边那批‘骨干旧部’都在三建内部了，大家朝夕相处难免会把眼下的‘婚姻生活’跟过去的‘独身日子’相比。人都是脆弱的，牢骚的话多了，不良情绪便要‘开花结果’了。
‘最是仓皇辞庙日，教坊犹奏别离歌，垂泪对宫娥’——李煜的抑郁情绪，终于在蒋经理原本爽直单纯的内心发芽生根，然后又开花结果了。
B
楼忠福早觉察到了这一切，但他什么也不说。他很了解蒋的个性，知道他是一个专业型的人，不是一个善于在人际间周旋的人。所以他打算过了春节就让蒋去宁波，直接抓宁波工程处的工作。因为他对技术、施工等业务都很在行，波折颇多的宁波阵地当时也确实需要他这样能担大任的将才临危受命。楼忠福这样安排，也是想让他离开总部这块容易怀旧的旧地，远离那些爱唱‘后庭花’的旧部。但当楼忠福正要跟他商量此事的时候，蒋先找过来了。‘忠福，我决定不干了。’楼忠福并没有接受他的请辞，也不拒绝。‘兄弟，就要过年了，有什么打算过了年再说。’过了大年，趁着正月新春的喜庆气氛，楼忠福从公司要了一辆车，并请了镇里的书记、镇长、副书记、副镇长四人一起，去给蒋拜年。这天正好下了大雪，蒋打开门一看，都是领导和上级，很受感动。如此盛情厚礼，又值新春喜庆，爽直的蒋有多少不开心，也都一下烟消云散了。所以当楼忠福挽留他，并跟他商量要让他去宁波独当一面的时候，他也不好一口回绝了；加上几位领导也在一旁开解和劝说，蒋也就不好再‘拧’了。楼忠福看火候到了就举起酒杯说：‘我相信兄弟你是个人才，三建公司需要你这样的将才。今天镇里领导都在这里，你既然给领导面子，也给我楼忠福面子，那大家就继续一起好好干。来！我们干了这杯。’
‘叮’，楼、蒋二人的酒杯碰到了一起。春节的假期过完后，蒋再次回到公司。相关的工作都安排好了，动身的日子也定下来了。可是就快到出发日子的时候，他再次变卦，跟楼忠福说不去。楼忠福再次挽留，但蒋还是决定离开。他去了另外一家建筑公司，仍然做第一副经理。可是这个公司却接连两年都亏损，实在撑不下去了。所以蒋只好离开，再次另谋出路。楼忠福知道了他的处境，也知道他有回头的意思，只是不好开这个口。这时候，楼忠福又主动来了。他向蒋发出邀请，说三建需要他，也欢迎他。蒋也总算放下心理包袱，回来了。
‘楼总，真不好意思。’楼忠福一拳打在对方肩膀上。
‘兄弟这么说就见外了，你这样的人才，我们什么时候都需要。过去的就过去了，一切从头开始。’★(★认识楼忠福的人都说他气量如海，从不怨人、从不记仇。)
收服人心的事情确实不容易，通过这一系列‘绣花’、‘劈柴’的努力后，楼忠福在公司内部的威信一步步确立起来。但改革年代的‘企业政治’毕竟不同于过去的‘革命政治’，‘越穷越革命’的规律不适用于企业经营。在企业的蓝天下，个人威信和魅力的光芒，是无法在空气中被‘光合’成‘马儿的能量’的。马儿要跑，就得让马儿吃草。对外部体制力量格外的重视的楼忠福，显然也没有忽视这个问题。他对企业内部利益激励问题，有着清醒的认识。他很明白，没有形式上的东西，就没有在外面‘行船的身份证’，也无法约束和管理本来就十分松散的工人队伍，更无法铸造‘铁打的营盘’。但要凝聚人心士气，激发团队战斗力，归根到底还得靠合理的利益激励。所以一出任经理，他就对职工说：‘集体企业没有靠山，也没有铁饭碗，我们是靠自己双手拼搏吃饭，不是靠着政府吃大锅饭，所以我们的待遇一定要比国有企业好。我们要让承担经营责任风险的施工队长们首先成为万元户。’这不是空头许诺，而是说到做到的。1985年底，东阳三建派张伟钢等年轻职工去杭州参加培训的时候，上课老师是浙江一建一位姓王的工程师。他当时每个月就拿78元工资，加上年终奖金和平时上课的收入，一年也就1500元到1600元收入。当年轻的张伟钢告诉他的老师，自己一年也能拿这么多的时候，这位王老师都觉得不可思议。他瞠目结舌地说：‘你们乡镇企业真有钱！我这个国有企业的工程师连你们一个普通职工都不如。’★(★计划体制的最大问题之一，就是人力资本的价值得不到体现。这种严重浪费往往不容易为人所注意，反倒是激发部分人错误地认为是市场化的改革令到知识贬值、‘脑体倒挂’。于是乎，‘拿手术刀不如握剃头刀，造原子弹不如卖茶叶蛋’的黑色幽默和读书无用论开始流行，而冰心的‘无士则如何’问题，正是在这个背景下发出的。其实现在回过头来看，正是市场化的改革，特别是民营企业的大量出现以及蓬勃发展，让中国人力资本的价值真正得到了体现。)
但这还不算什么，要说收入高，东阳三建的施工队长才是最高的，他们是拿利润分红的。当然他们也承担最大的经营风险，为公司作出了最大的贡献。他们当中很快就成长出一批光荣的万元户了。除了收入比国有企业高之外，公司每年年终都搞先进评选，对先进者论功行赏。上世纪80年代物资短缺，所以热水瓶、手表、自行车等物品奖励，都是很能让职工高兴一阵的。这些措施并不新鲜，但并不是每一个企业都能做到。没有两下‘劈柴力’，一个体制外的乡镇企业，也不敢随便在待遇上跟国有企业比高低的。
麻烦是最好的老师(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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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的脑袋是很聪明的，虽然中国的圣贤说不出‘我所知道的只是自己的无知’这样伟大的醒世恒言，但中国人对人的认知能力还是足够清醒的，所以才有‘于无字处读书’的提醒。人们获取知识和取得进步的途径，确实不仅有书本和学校，而且书本和学校都不是效果最好的途径。‘社会大学’中的‘现实课程’往往比教室内的书本来得更加深刻和有效。所以马克思就说，社会需求比办十所大学更能够推动技术进步。上世纪80年代的楼忠福，虽然时时为自己只有小学毕业的教育经历而感觉不安，并在出任经理后如饥似渴地看书、读报和进修。但是让他得益最大、进步最快的，可能并不是这些‘有字的学习’。现实工作中的麻烦和困难，可能才是让他进步最快的老师★(★马克思说，现实的需求比办十所大学更能够推动技术进步。如此看来，社会实践也要比世界上最好的商学院更能培养出优秀的企业家的。世界上那么多优秀的企业家，哪一位是商学院培养出来的呢？)。上世纪80年代中国的建筑文化和服饰文化都走出了过去的单调，颜色、面料和式样都在不断地丰富起来。‘干部装’虽然还是比别人多个兜兜，但更为神气的西装革履显然成为更多人的选择，泳装表演在争议中出现，而各种式样豪华的洋楼也从土地上冒起。1986年东阳三建所承建的一个工程要求铺设玻璃马赛克，这是一种新的建筑装饰材料，东阳子弟们以前都没有见过也没有使用过。土八路碰见坦克车，自然是土法上马，按照过去老经验来做。可结果却是耗了工时又废了材料，搞得乱七八糟而毫无进展。但那时候盖楼房是特别讲进度的，工钱尚可商量但进度却必须保证。无奈之下，楼忠福只好出高价钱到别的工程队请师傅了。当然这次事件只是一个小小的麻烦，跟另一个教训相比简直是微不足道。也是在1986年，东阳三建承揽了国家兵器部富阳疗养院的工程。东阳三建是以‘投标’的方式取得这项工程的，但是那时候中国建筑市场还不知道投标为何物。所谓的‘投标’，只不过跟农村‘标’一堆猪骨头一样，在信息极不详尽的情况下凭眼力和经验估价，如果双方觉得合适就成交罢了。这个工程坐落在浙江富阳县风景秀丽的千岛湖景区内，楼忠福本以为这是拾到宝了。可是随着施工开始，各种信息逐渐清晰和具体了之后，才发现以260万元承包来的工程，实际造价竟然需要400万元。140万元的亏损放在何时何地都不是一个小数目，在当时中国更是一个天文数字。楼忠福和公司的同事都傻了眼，怎么办好？是丢盔弃甲地逃跑呢，还是把问题摆出来争取对方谅解和补偿呢？然而，麻烦大了，有时候事情反而好办。楼忠福无奈之下，只好到北京找建设单位说明事情。对方也知道情况属实，虽然双方签有合同，但是如果只是单方面强调合同，而不考虑实际存在的问题，显然对双方都有麻烦。最后北京方面从实际出发，补充了一个协议，东阳三建继续抓紧施工，保证工程按时间、按质量完成，当然对方也确保三建不赔钱。一个天大的麻烦，一转眼就是柳暗花明★(★这大概就是社会主义不多见的优越性之一罢！如果在一个法制完善的成熟市场经济体内，这件事情可能让楼忠福吃不了兜着走的。)。但是同年发生在宁波的另一场麻烦，可就没有这么顺当了。东阳三建是在楼忠福出任经理后才开始进入宁波的，经过一年多的开拓，1986年基本站稳脚跟，业务也开展得不错。能成此局面，宁波施工队长李昌仁功不可没。可是这年他负责的一个工地，由于管理上存在众多漏洞，工程还没有完成一半，资金就超过预算。可是李还没有觉察，这个情况是由公司会计发现的。根据会计的初步估计，整个工程可能要亏损50万元左右。这个消息在公司内部引起极大震动，楼忠福立即从东阳总部派出‘老建筑’杜洪寿为组长的工作小组进驻宁波工地，一方面是核查账目，另一方面是保证工程继续顺利进行。但是工地一线民工早已成了惊弓之鸟。他们判断，整个工程亏损这么大，哪还有钱发工资，就算发得起工资也很低，赶紧走人吧！所以工作组还没有到，他们就已经卷起包裹一哄而散了。集体企业的灵活性，在这个时候成了一种‘负优势’。当然这也怪不了这些农民兄弟，他们不是国有企业的‘工人贵族’，有国家的大树可靠、有旱涝保收的铁饭碗保障，他们才刚刚成为脱离集体的‘自由人’，风险自担、冷暖由己。自由的和尚是可以跑的，但东阳三建的庙不能跑，楼忠福这个方丈更不能一走了之。工程还必须继续、进度还必须保证。这不仅是亏损多少的问题，这是关系到公司信誉、名声和未来发展的问题。这个烫手山芋，楼忠福和三建公司必须继续抓着。东阳工人不愿意干，就到温州、江西、安徽等地去找愿意干的人。为了稳定军心保证进度，下令保证工人工资及时足额发放，干一天发一天的工资，干得快干得好的还有奖励。最后，工程按时、合格完成，而整个工程亏损则是87万元。87万元正好是楼忠福1984年出任经理的时候，冬阳县城关建筑公司的资产总值。这一仗自然是损失惨重了。年来年去，冬去春来。1987年，还是在宁波，东阳三建的麻烦又来了。这年8月，《宁波日报》头版登出了一篇题为《黑手莫伸，伸必被捉》的新闻。熟悉中国政治文化的人，从题目一眼就可以看出这是关于官员贪污的新闻。这标题本身就是一句50年代的毛主席语录，所言说的对象就是开国第一贪污案的主犯刘青山和张子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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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这个案子中，被抓的受贿官员是一个负责工程发包的老干部，而行贿者当中有东阳三建宁波工程队的副队长。新闻公报之后不久，宁波城乡建设委员会就展开建筑市场的‘治理整顿’工作，下令把那些‘作风不正’的工程队驱逐出宁波建筑市场，其中东阳三建就是‘被逐之客’。
‘治理整顿’是中国上世纪80年代非常流行的一个政治名词，也是非常流行的一种行政手法。这种从革命运动的传统中演化过来的简单化的‘一刀切’运动，常常被应用来处理改革中出现的各种问题，特别是民营企业参与比较多的行业，而后果往往是‘一管就死一放就乱’★(★在新旧体制、新旧观念并存的转型期，旧的秩序已经失效，而新的秩序还没有真正确立，所以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自然是在所难免的，这大概就是改革必须付出的代价吧！)。宁波这次因贪污案而起的建筑市场的‘治理整顿’，就是简单化地采取‘一刀切’的‘清退’方式来治理建筑市场的不正之风。尽管这种行政手法有诸多的不合理，但是地方政府的行政权威是不容一个外地乡镇企业质疑的，更何况东阳三建宁波工程队确实有行贿的‘硬伤’。宁波是东阳三建市场战略布局中的三大主战场之一，楼忠福十分明白被逐出宁波市场意味着什么。所以赶紧向东阳县建工局汇报情况，希望通过体制内对话来化解这场危机，但宁波城乡建设委员会不为所动。楼忠福的脑子立即转到了另外一个渠道上去了，他想到通过新闻舆论的力量来改变宁波建委的决定。因为这次清退行动的影响面是巨大的，不仅是东阳三建，还有其他一批建筑工程队，一批工程项目的建设方的计划也被打乱了，而且这些都是宁波市的单位。新闻记者了解到情况后也确实仗义执言、主持公道，一连发了数篇报道和评论，分析和点评宁波建筑市场‘治理整顿’措施的是非得失。这些文章一下子把一个独立的事件，提升为浙江省的一个宏观问题、一种改革开放中必须关注的现象，同时也把事件的‘政治温度’迅速提升上去。此时东阳县县长童德成觉察到了事态的进展，凭他在体制内历练多年的经验，他‘嗅出’了新闻报道烧起来的‘政治温度’已经到了‘临界点’。他让东阳三建在言语上和新闻报道上赶紧‘抽柴熄火’，否则‘整锅饭就烧糊’。‘一波还未过去，一波又来侵袭’真像这段流行歌词所唱的那样，宁波的‘波’还没过去，杭州那边的‘潮’又侵袭了过来。1987年9月，东阳三建杭州第三施工队在送‘试块’去杭州市建筑工程管理站检验的时候，被发现问题。所送的三块‘试块’中，有一块居然是旧品。‘试块’检验是建筑工程质量监督中的一个必要但并不困难的环节，具体做法，就是要求施工单位在开工前做好三块不同标号的混凝土样品，样品经过管理部门检验测试，如果合格，就可以按照样品标号开始施工，如果不合格就重新做样品再检测。这个队长之所以图方便、敢以旧当新，是因为跟管理站内一个职员已经熟悉。熟人好办事的中国文化心理，超越了规则和程序的要求，所以这家伙无视‘红绿灯’的存在，可没想到这次值班的不是熟人，而是别人，所以就被逮个正着。拿旧品充当新品送来检测，是明摆着的弄虚作假、蔑视监督管理，这还得了。管理站人员发现问题后，上报杭州建筑工程管理局。管理局立即对东阳三建杭州工程队作出处罚：东阳三建在杭州施工面积减少一半。那时候，一个建筑公司能够在一个城市内接多少工程，不是公司自己说了算，还需要官方管理局的‘批准’，否则公司能力再大也没有用。处罚当然不单是减去一半施工面积，整个事件还得在行业内通报，这下损失就不仅是经济上的，还加上了整个公司和楼忠福个人的声誉。楼忠福年初才刚刚被评为首届浙江十佳经理，在体制内声誉正隆。现在这个十佳经理的公司居然在质量问题上弄虚作假、罔顾质量安全，这不是天大的笑话吗？十佳经理还有何脸面见人。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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