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汉子偏爱‘软力量’(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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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5年是楼忠福承包经营的第一年，这年的经营很成功，所以楼忠福心情也特别好。这年底，楼忠福不再满足于给东阳乡亲放免费电影了，他做了一件在当时全国都是极新鲜的事情——在浙江电视台给全浙江的父老乡亲们点播一部电视剧。
那时候电视机是中国人最奢侈的四大件消费品之一，电视机的家庭普及率还比较低。
数十人、上百人聚集在一起看电视的场面，在中国城市和农村都是常见的街景。作为新兴的娱乐方式，电视连续剧正是在这个时候开始走向千家万户。赞助电视节目的广告方式，此时正开始在中国流行，但几乎都是十几、几十家公司赞助一个电视节目。电视节目结束后，通常是一长串的赞助单位的名单飞快地转过电视荧屏。
楼忠福觉得那么多公司赞助一个电视节目，最后没有一家公司真正因为赞助了节目而家喻户晓，所以等到他也要参与电视剧赞助的时候，他决定做一件别人没有做过的事情。他决定自己独家点播，而不是跟别人共同赞助★(★在采访和了解楼忠福创业故事的过程中，与他共事多年的同事一再给我们强调楼忠福思想中有强烈追求‘差异’的冲动和习惯，并为他的思想总结出一个‘差异论’来。其实早在1911年，世界上最伟大的经济学家之一的熊彼特，就为我们揭示了藏在企业家身上的这个奥秘。这就是伟大的‘创新理论’企业家之所以被称为资本主义社会的灵魂，资本主义之所以数百年长盛不衰，一个社会的经济之所以能够发展，在熊彼特看来，靠的就是这个被楼忠福身边的同事总结为‘差异论’的‘创新理论’。
熊彼特过去长期被认为是‘马克思的死敌’，所以他的学说至今在中国流传并不广泛。在熊彼特看来，‘创新’完全不是技术创新，而是‘建立一个新的生产函数’。)。这样，东阳三建独家赞助的电视剧《秋海棠》就在1986年元旦开始播出。
因为浙江电视台以前还没有遇到过如此豪气的公司，敢独家赞助一部电视剧，所以浙江电视台也慷慨回报这个大客户。在每集电视剧开始前，播放一段楼忠福介绍东阳三建、向浙江观众问好的讲话。
这样楼忠福连续一段时间天天都在电视上向浙江全省的电视观众问好，而他和东阳三建的名字也随《秋海棠》一起走进浙江的千家万户，为浙江上下所熟知。后来他到杭州西湖边的‘楼外楼’饭店吃饭，一进门服务员就认出他。
还有一次，楼忠福带着随从出差办事，回到金华的时候已经凌晨一点多了，所以临时决定在金华住宿。那时候中国人还几乎没有什么夜生活，一般都睡得比较早，一点多去国营旅店登记住宿如果不遭到拒绝至少会有些麻烦。
无巧不成书，到这个时候楼忠福才发现自己的身份证没有带。中国居民身份证是改革开放的产物，这玩意是1984年才启用，所以忘记带身份证是那时中国人常有的事情。
楼忠福想这下可有点麻烦了。但楼忠福刚走进旅店，正要好声好气地跟服务员商量，没想到服务员看了他一眼就先开口说：‘你是东阳三建的楼忠福经理吧！欢迎你来住店。’楼忠福有点纳闷：‘怎么这里的服务员会知道我和东阳三建，这可是我第一次来这个旅店住宿。’那个服务员后来对他说：‘我天天都在看你独家赞助的《秋海棠》，你天天都在电视上向观众问好啊。’
楼忠福听完，才恍然大悟。
这件事情，让那时候的楼忠福暗暗高兴了好一阵子，他感觉自己花钱搞文化活动是有效果的。当然效果绝不仅仅在于给他带来一次住宿的方便。在随后的一两年内，楼忠福和东阳三建能够名满浙江，他自己能够迅速地融入主流体制和‘扩展合作秩序’、能够不断地取得行业和体制内的身份和荣誉，谁能说没有这些‘软力量’的功劳呢？
后来，楼忠福的文化活动从‘演播静物’转向‘交结活人’。1987年，浙江作家代表团来东阳三建体验生活和调研采访。改革开放后，旧体制内的作家不但在经济收入上被日渐抛在社会后面，而且对日新月异的现实和中国人精神面貌的巨大变化也感觉陌生，所以‘走进现实、体验生活’成了这个时期作协‘指导作家生产’的方针政策。而乡镇企业，作为连邓小平都感到意外的‘新生事物’，自然成了作家们体验生活、了解改革形势的重要场所。东阳三建能够热情相待，让日见寂寞的作家们，备感新时代的温热。
这样不但浙江的作家喜欢作客东阳三建，上海的作家也慕名而来。1989年年底，上海作家协会代表团，包括协会书记、主席一行19人也来东阳三建采风、作客。楼忠福为人向来豪爽大方，信得过朋友，更让朋友一见如故。虽然搞建筑与搞文字完全是风马牛不相及的行当，但在交友方面‘有交无类’的楼忠福，总是能够在风马牛不相及的人和事之间‘架桥修路’。经过这么多番的交接往还，楼忠福与文化圈内的朋友也就结下了鱼水相欢的友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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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后在作家朋友们的建议下，楼忠福欣然同意搞一次‘东阳三建杯’全国散文大奖赛。这次活动由《西湖》文艺杂志社与东阳三建联手举办。文章也搞大奖赛，是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中国特有的现象。这种现象的出现，大概是作家们受到当时日渐热闹的模特大赛、选美大赛等‘新生活’启发吧，总之改革开放的‘大海潮音’让旧体制的作家们也耐不住寂寞了。这个时候的楼忠福，盖房子是盖了不少，但文章就写得不多。但既然搞大赛，就要搞出样子和声势来，何况东阳这块地方历代人才辈出，文脉长盛不衰，学有所成者大有人在，光走出去的教授就有过千人。所以楼忠福决定聘请当时中国体制内最著名的作家来做顾问，冰心、柯灵、陈学昭、秦牧、穆青等文化名流都成了这次散文大奖赛的顾问团成员。一番筹措准备后，也到了1991年，正好是中国共产党建党70周年，所以这次活动自然就有了一个更有分量的‘由头’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70周年。这样，以庆祝建党70周年、宏扬传统文化、促进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共同发展为主题的大幅征文广告，就于1991年初在《人民日报》、《浙江日报》等党报和文学类杂志刊登。6月大奖赛揭晓，楼忠福把颁奖礼放在浙江省会杭州，就在西湖边那时候最高档的华侨饭店。6月22日，杭州天朗气清、惠风和畅。西湖边的华侨饭店内，党政干部和文化名流‘群贤毕至，少长咸集’，其他各界嘉宾也‘列坐其次’。颁奖礼后，楼忠福与满座高朋一起品龙井，论文章，细数改革风流；其后再游西湖，览胜景，指点眼前江山★(★如果把楼忠福搞文化活动看作是‘附庸风雅’的话，那就完全错了。且不说‘附庸风雅’至少比‘附庸低俗’更有益于社会进步，实际上，包括楼忠福在内的浙江企业家，从来没有停止过从书本和主流知识精英那里吸取养分。这可能是浙商和粤商的又一重大差别。这也可能是浙商能够不断与时俱进，越战越勇的秘密之一。)。此番斯文，可谓极乡镇企业一时之盛，而楼忠福的‘软力量’也因而再升一级。当然，楼忠福的‘软力量’概念并不仅仅限于文艺界。他这代人多少都有些毛泽东崇拜的情结，所以对于‘纤笔一枝谁与似，三千毛瑟精兵’这句赠给‘文小姐’的诗，他们这代人都是熟悉的。楼忠福自然也不例外，他不但对于‘文小姐’的‘武功’有深刻的认识，而且格外重视。自从出任经理后，楼忠福就特别看重新闻宣传这枝‘纤笔’了。1986年以前，他所依赖的宣传阵地，主要是东阳本地的刊物。1987年后，东阳三建所藉助的宣传平台，紧跟东阳三建的业务发展需要，几乎都是能够覆盖全省和全国的平台。在1987年遭遇的‘宁波清退风波’中，浙江广播电台连续发了八篇报道和评论文章，在舆论上向宁波城乡建设局施压，为东阳三建和农民工鼓与呼。虽然这些报道和评论并没有直接带来问题的解决，但这是楼忠福成功借用‘毛瑟精兵’的开始。此后楼忠福对‘文小姐’格外倚重，而对其‘使唤’也越发在行。1987年‘宁波清退风波’和‘杭州试块事件’在年末相继解决后，为了消除不良影响，东阳三建决定请‘武功’更厉害的‘文小姐’助阵。1988年3月15日，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中播出了《三建公司在前进》的新闻。新闻联播的时间总共只有30分钟，这30分钟给中央政治局常委的新闻‘分配’完后，所剩无几。所以在那个时候，一个乡镇企业的新闻能够被安排进这个新闻节目，其在体制圈内的影响，跟楼忠福被请到中南海跟中央领导共进晚餐的效果差不了太多。这个报道不仅给东阳三建和楼忠福再镀上一层‘安全的红色’，而且浙江省、金华市的新闻单位对东阳三建也另眼相看了。加上楼忠福豪爽大度、开朗直率的性格，新闻记者们也都乐意跟他交朋友，乐意把东阳三建和楼忠福的不平凡事迹宣传出去。这样，上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在浙江各大媒体上，关于东阳三建和楼忠福本人的新闻报道也就越发越多。东阳三建的职员因此备感荣耀，公司凝聚力随之增强。楼忠福本人，也逐渐成为浙江改革大潮中的知名人物。在一个市场基础制度极不完善、体制障碍随处可见的年代，知名人物本身就是一种能够发挥巨大效用的稀缺资源。这种稀缺资源既是‘体制冰海上的破冰船和防护甲’，又是‘无序转型局面中的信誉旗帜’。对于一个在体制边沿上成长的乡镇企业，这种资源的重要性是无可置疑的。也许有清高之士对这种‘中国太极拳’不明所以或者不屑理会，但是作为在体制的边沿上生长的乡镇企业，如果要在上世纪80年代的八仙桌上吃到牛排，自然只能按照八仙桌上的规矩，跟大家一起使用祖上传习下来的‘筷子功夫’。否则连坐到八仙桌上的机会都没有，更别说吃牛排了★(★谋略是什么？恐怕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识时务吧。对于‘野生’的、弱小的中国民营企业家来说，什么是80年代的时务呢？恐怕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对主流体制的适应吧。)。哈耶克就苦口婆心地警告过自负的世人，不要轻视传统，哪怕传统有诸多的不如人意。要想有所作为，必须先习得传统，然后在传统的基础上出发，去慢慢创新。否则，割断了传统联系的‘理性快车’即使设计得再精妙，在现实的土地上也寸步难行，最终它只能把人们带上车毁人亡的‘奴役之路’。素来看重经验的英国人在1841年‘租借’了香港后，就并没有‘砸烂一个旧世界’才开始‘建设一个新世界’，相反，他们一登陆就明确宣布华人社会内部按照中国传统礼俗治理，礼俗之外和华人社会之外的事务则必须服从英国和香港的法律。英国人治下的香港能够如此成功，这种政治上‘烹小鲜’的技巧，恐怕也是重要因素之一。
吃饭筷子可撑船(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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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伯、余英时和梁漱冥等大学者之所以认为中国即使再独自发展5000年也无法发展出资本主义来，原因除了中央皇权对私有产权的侵犯和压抑外，另一个重要障碍就是儒家文化中的家族伦理观念。这种以血缘亲疏为基础的人伦关系，在地理空间上有一个对应的产物，就是地方主义。血缘人伦和地方主义的观念，对中国各种事情的影响到底有多大，谁也无法用‘数目字’说得清楚。一生都与天、地、人相斗的毛泽东，也曾感慨‘条条专政’和‘块块专政’的厉害。当然让毛泽东大感头痛的‘条条’并不是有血缘关系的‘家族藤条’，而是从中央到地方的行政管理系统。不过在计划体制的大家庭内，不同行政系统倒十分类似于同祖同宗的‘家族藤条’，只是‘身体发肤的血缘’，换成了‘行政上下关系的血缘’而已，两者在精神上仍可说是同种同源的。总之，中国人的‘精神地貌’让一个‘英明领袖’都感到行走困难，尚且无法‘铁马从容杀敌回’★(★能否废除家族和家乡观念而组织一个近代的民族国家在民族危机深重的1938年，史家蒋廷黻先生曾经把这个问题与中华民族的前途联系在一起。看来这不是一个小问题，而且这个问题似乎至今仍没有完全解决，所以说，在没有一个超越血缘和家族的上帝的情况下，如果再没有一个超越血缘和地域的共产党，一个全国统一的市场似乎有点不可想象，至少交易成本要高得多。在这个意义上，如果说‘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的市场经济’，应该不是一句阿谀奉承的话。)，一个企业要在这样的背景中展开分工和合作，其难度自不待言。所以中国各地的中小企业是否能够做大、做强，发展成大企业，非常关键的一点就在于它们能否超越两座大山——‘血缘人伦的条条’和‘地方主义的块块’，把市场半径延伸开去。作为一个乡镇企业，东阳三建的‘吃饭地盘’，本来就在东阳一县之内，最多也就偶尔到邻近的县去‘客串’一下，地区一级的金华市的市界绝对应该是他们市场半径的终点了。乡镇企业被称为社队企业的时候，他们这一级别的企业的活动范围，就基本是这么被政府限定的。1984年之后这个‘紧箍咒’虽然被搁置起来，但是传统习俗和文化心理上的制约仍然存在于人们的头脑中，现实的障碍更是摆在眼前。不过东阳三建与众多的浙江乡镇企业一样，即使在社队企业时期，他们也显然不是受‘紧箍咒’制约的‘悟空’，而是被压在五指山之前、能够上天下海、能够翻觔斗云的‘齐天大圣’。也许是因为经历过民国时期工商业文明洗礼的缘故，东阳三建在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社队企业时期，其市场半径就超出本县、本市和本省。1970年的时候，16岁的楼忠福就跟着当时的城关修建社到嘉兴做建筑小工，嘉兴是浙江东北部一个地级市。其后城关修建社不仅走出东阳和金华，还走出浙江，到湖北、江西等省承接工程。1984年楼忠福出任经理前，城关修建公司在浙江的磐安、义乌、富阳、德清和江西、安徽、湖北都有业务开展，虽然业务量不大，但是涉足的地域范围却相当广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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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忠福在1984年底出任经理并承包经营后，东阳三建在市场领域的拓展上更是雄心勃勃。公司过去的活动范围也不算小，但几乎都是些偏远落后的地方，而且常年东跑西跑，打一枪换一个地方，‘游击半径’挺长，但市场占有量不大。1984年中国改革开放的重心回到城市，全国上下都在大兴土木，形势完全不同了。所以楼忠福上任后，很快就提出‘从游击战向阵地战转变’的战略调整，并大胆地把‘吃饭的筷子’伸进浙江建筑市场最大的两张‘八仙桌’——省会杭州和第二大城市宁波。在新战略思路的指导下，东阳三建一方面继续巩固东阳本土及周边传统领地，一方面用重点力量攻占制高点杭州和最大的新兴市场宁波。楼忠福在1987年被评为金华市优秀共产党员的时候，曾在发言中引刘邦的话说：‘连百万之军，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那么在上世纪80年代的东阳三建，如果有韩信的话，堪称韩信者则非公司副经理吴小伟莫属了。他虽然也来自农村，但出身于见过世面的家庭，从小机敏老练，见多识广。东阳三建能够立足杭州市场，最初的局面就是吴小伟一手开创的。1985年初吴小伟领命‘攻占’省会杭州，当时东阳三建在杭州一点根基都没有，几乎是一块陌生、空白的市场。惟独吴小伟在1984年的时候在这里打过‘游击’，所以楼忠福继续让他来领军。这样，吴小伟就带着200人的队伍扎进杭州，租了两间农民房作为据点展开战斗。他每天骑着自行车，东跑西闯，既管理工地的事情，又得去找信息、接业务、建关系。杭州是省会，建筑市场在高度、难度和质量方面的要求都要高于其他地方。一个三级乡镇建筑企业在刚开始的时候很难取得市场信任，所以通过与国营大建筑公司搞联营，来逐渐锻炼队伍和建立信誉，是立足市场的不二法门。经过一两年的苦战，吴小伟就在杭州立稳了脚跟。1986年楼忠福决定成立杭州工程处，仍由吴小伟负责，当年在杭州的产值达到1400万，占公司全年产值一半的份额。宁波市场的开拓则没有杭州这么顺利，因为宁波毕竟不是省会，而是浙江11个地级市之一，所以市场的排外性要比杭州强。东阳三建进入宁波的时候，连在当地注册成立独立公司的机会都没有，只好跟当地国有企业联营。待到跟当地政府管理部门和行业内公司的关系建立起来后，公司才解决了注册和独立经营问题。其后因为业务发展很快，引起当地国有建筑企业的不满，加上公司自身管理上不断出现漏洞，所以一度困难和颇多波折。但通过调整人马，并改善与当地政府和国有建筑企业的关系后，艰难局面也逐步改善，并在市场上立稳了脚跟。到1988年，宁波也成长为东阳三建的重要阵地。当然在阵地战取得节节胜利的同时，乡镇企业擅长的传统游击战也捷报频传。到1988年，东阳三建的‘吃饭筷子’已经伸进了北京、上海、江西、安徽、湖北、陕西、青海等7个省市，在浙江省全部11个地级市中也处处开花结果。在体制的条条块块随处可遇的上世纪80年代，一个资质为‘三级’的乡镇建筑企业的‘吃饭筷子’能够伸得那么远的，在浙江之外的中国其他地方恐怕并不多见。但楼忠福这些浙江人在市场上让外面感觉意外的，还不止能够在国内伸长筷子吃饭，他们的筷子还可以撑着船儿漂洋过海，让他们够得着异国他乡的美味。1987年年底，中国建筑工程公司一局第四公司在苏联海参崴承接了几项工程，需要从国内招募一批建筑施工人员参加工程建设。因为东阳三建的施工队曾经在杭州跟第四公司有过合作，也给他们留下很好印象。所以第四公司就向负责杭州工程处的吴小伟‘抛出绣球’，吴小伟立即向楼忠福汇报。
‘刘邦和韩信’经过一番运筹后决定接下‘绣球’，派队伍跨过长白山，挺进海参威。尽管这趟远征千里迢迢、人地生疏且利润不厚，但楼忠福希望通过这一次‘借船出海’的远征，能够为将来的东阳三建开辟一条乡镇企业搞跨国工程承包的‘国际航道’。他们在公司数千人的队伍中挑选了最精锐的工人组成‘远征军’。那时候中国人出国还相当困难，更不要说农民子弟了。所以公司和当地镇政府都隆重其事，搞了盛大的欢送仪式来给这批即将跨过黑龙江的农民子弟。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