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向天堂的方向快跑

吴敬琏说：‘顾准是中国经济学界提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实行市场经济的第一人。’如果这个说法没有争议的话，那么顾准发出这个‘惊天呐喊’的时间，应该是在1956年第一次进入中国社会科学院后。可惜的是在现实的世界里，真理和先知的命运，都一样曲折、艰难。顾准的‘大海潮音’作为一种经济体制被中国人接纳，是在顾准逝世后的第十四个年头，而且还需要88岁高龄的邓小平再次作‘狮子吼’一回。从顾准第一次提出市场经济到真正实行市场经济这一步，中国人用了足足36年时间。

市场经济是一剂包治百病的良药吗？如果这个问题在1992年提出，那么绝大多数的中国人都会大喜过望地给出一个肯定的答案，甚至连吴敬琏当时也认为中国的改革已经大功告成。市场经济当然不是包治百病的良药，但是中国人已经深深体会到，企业家或者人类思想的创新过程是绝对不可能被计划出来的。市场经济的重要不仅在于效率，更重要的是，市场的存在与人的基本自由相联，而自负的计划经济只能是它的反面。中国学者在盘点邓小平的丰功伟绩的时候，之所以说‘邓小平真正解放了中国人’，★(★学者袁伟时在谈大国盛衰的原因时说到：‘严复在甲午战败后尖锐地作出一个论断：“身贵自由，国贵自主。”国家盛衰的关键是“自由不自由”；这也是中国和西方根本差别所在！’)原因可能正在此。

吃饭筷子可撑船(下)

A 这批东阳子弟确实没有给家乡父老丢人，在天寒地冻、生活环境完全陌生的海参威，他们以苏联人感到吃惊的速度和质量完成了工程。那时候苏联还没有解体，70多年计划体制‘大锅饭文化’的熏陶已经让苏联人对高昂的士气、吃苦耐劳的精神感到陌生。当地的《海参威日报》用了很大的篇幅来介绍和宣传这些来自浙江的中国工人不可思议的敬业精神。后来，其他几个海参威的单位慕名而来，找东阳三建承建工程。除了这次远征海参威的尝试外，楼忠福和东阳三建的将帅在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先后到中东、香港、新加坡和美国考察，并于1993年在美国波士顿成立了一家分公司。尽管东阳三建对国际市场的开拓，要到上世纪90年代后期才真正取得比较可喜的成绩，但是八十年代末的尝试，却充分显示了这个浙江人在市场视野上的无远弗界。一个企业的市场半径，决定着一个企业到底能够做到多大。浙江人在延伸市场半径方面的天赋才能，是中国任何其他地方都无法比拟的。改革开放一开始，浙江人这方面的天赋就立即得到充分发挥。这些面有菜色、衣衫蓝缕的农民，操着满口浙江各地农村不同的乡音，带着最简单的吃饭家当从浙江的农村出发，以别人鄙视的姿态走街串巷，渗透到全国各地，甚至是世界各地。他们与广东人完全不同，讲究体面和速度的广东人，只在有成熟市场的地方西装革履、油头粉面地做生意。浙江人则毫不在乎别人的眼光，不仅能够在有市场的地方做生意，而且能够耐心地在每一个有人而还没有市场的地方做市场——不管沿海、内地，不管富裕还是落后。但十几二十年后，当一批在市场上呼风唤雨的企业家从这些栉风沐雨者当中蝶化而出的时候，其他地方的人才恍然大悟，并瞠目结舌地惊呼——浙江人的吃饭筷子可撑船。★(★企业竞争最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市场半径的竞争，这就像大国之间的势力范围竞争一样。在这个方面，曾经像早期开发北美大陆的新教徒一样艰苦走过来的浙商，不仅超越了粤商，而且超越了港商，走在全国的最前面。这种情况非常明显地反映在中国中西部市场。)

走后娜拉的天花

B 挪威剧作家易卜生的《傀儡家庭》是一部寓意非常深远的作品，所以鲁迅和顾准都一再拿剧作中的主人翁娜拉来说中国的事。‘为整整一代中国知识分子挽回了一点尊严’的顾准，虽然早在上世纪50年代就坚决地从理想主义的‘泰坦尼克’号中跳出，孤鸿一般寂寞地飞落在经验主义的冷沙洲上，可惜天妒其才，1974年底他就像一片凌风的黄叶一样被狂风卷走。所以曾经问过‘娜拉走后怎样’的顾准，没有机会在1978年后亲眼目睹‘出走后的娜拉’。如果把中国1978年后的改革看成‘娜拉的出走’，那么在第一个十年中，‘走后的娜拉’都是极为兴奋而日见其好的，但是在随后的三年中，新生的娜拉显然得了‘天花’。1989年夏天，中国的大地上旱涝共见。‘娜拉的天花’，就在那个闷热的夏天爆发。不管在这场‘天花’中持什么样的立场，任何一个负责任的中国人都无法否认这是一个国家的痛，就像无法否认稳定压倒一切一样。★(★对于人来说，战胜自己所需要的勇气，远比战胜敌人所需要的勇气更大。而一个国家也好，一个民族也好，一个人也好，如果不能战胜自己，那么想战胜对手似乎是一件很不可靠的事情。这就是希腊先哲为什么把‘认识你自己’这句话刻在神殿的门口，这就是为什么鲁迅要‘抉心自食，欲知本味’。东西文化有很多差异，但在我们看来，很多差异其实都源自面对自己的勇气的差异。面对自己是一个无法绕开的问题，人一睁开眼睛，首先看到的是自己，而不是外界。) ‘天花’让‘娜拉’变得极其脆弱，潜藏着的‘病毒’也乘虚而入，企图将‘娜拉’置于死地。当其时也，东欧、苏联那边也是风起云涌、雷电交加，一幅前所未见的‘国际政治的气象云图’正在形成。习惯了阶级斗争、习惯了毛泽东式宏大想象的人物在这幅‘国际政治气象云图’前，‘明察’了‘大地起风雷，精生白骨堆’。所以他们大喊‘妖雾重来’，从老屋中拿出早已尘封的‘千钧棒’，磨刀霍霍，准备披挂上阵去为‘玉宇澄清万里埃’。此时候，一股不知道起于何处的毛泽东热，也乘机旋风般刮了起来。中国的舆论环境为之一变，反对和平演变的论调不断高涨，阶级斗争的旧式‘放大镜’和‘显微镜’不断地聚焦在1978年后蓬勃生长起来的每一只‘白猫黑猫’身上。毛式的想象泡沫不断膨胀，‘姓资姓社’的冰雹不断飞落在改革开放的百花园里。此时苏联的轰然解体，更让这些‘孙大圣’们理直气壮起来。★(★张维迎说：‘中国过去有一句话，叫白天没做亏心事，半夜不怕鬼敲门。我想中国的企业家即使白天没有做亏心事，但是仍然还是害怕鬼敲门。’多年来，张维迎一直以陕西人特有的幽默在批评政府和为民营经济辩护，2004年却突然被那些视郎咸平和左大培为‘英雄’的网民骂作‘资本家的走狗’、‘御用文人’。这年头是崔健说的‘世界变化快’呢，还慈禧说的‘天不变，道亦不变’呢？)

C 一时间，中国改革开放的大潮顿失滔滔。一部分人倒是突然兴奋起来了，另一部分人则感到彷徨，但更多的中国人在沉默、在观望，这其中包括已经退休在家的邓小平。最彷徨的是那些走在改革开放最前沿的实践者。在珠三角，一度有不少港台投资者把工厂关门走人了。在温州，很多个体或者私营老板也逃往国外了。在广阔的中国大地上，更多的私营企业主则像四川的刘永好那样，整天都提心吊胆，并随时准备对政府官员说‘把我这个企业送给集体好了’。楼忠福并没有提心吊胆，因为他所经营的是一个基本安全的乡镇集体企业，不过在‘姓资姓社沙尘暴’笼罩的改革天空下，楼忠福也难免疑惑了起来。恰在这疑云满天的风口上，一个完全意外的浪头扑了过来——他的家遭洗劫，妻子王益芳被打断七根肋骨，生命垂危。小小的东阳县，立即满城风雨，有意无意的谣言化作有意无意的箭镞，射向楼忠福这棵‘秀木’。厚重的黑云一下子布满了天空，他感觉到空气的凝重，他嗅到了一丝似曾相识的味道。他内心彷徨起来，而往事却如烟般飘出，儿时的记忆再现了父亲被五花大绑的身影。身边的亲人和朋友则在不断劝他急流勇退。

‘算了吧，忠福！赶紧上岸了吧，现在形势这个样子，继续做下去不知道是福是祸呢。你看哪里的谁谁不是曾经很红吗，现在不是栽下来了吗？中国的事情很难说呀，政策说变就变。昨天可能还说你好好的，但明天你就可能成为批判和打击的对象了。这样的事情，这么多年来还少吗？’这样的劝告声音，在1989年到1992年初邓小平开口说话之前，多次在楼忠福的耳边响起，当然也在很多中国改革前沿的实践者的耳边响起。大家都在左右顾盼，大家都竖起耳朵，大家都显得缩手缩脚，像草原上一群察觉了危险的斑马。听力早已经不大好的邓小平，虽然每天都跟儿孙呆在家里，但这些声音他显然也‘听见’了。他老人家当然不是亲耳听见的，而是从疲软的经济增长脚步声中‘听’出来的。1989年中国GDP只增长了4.1%,1990年更低，只有3.8%，1991有所好转，达到9.2%，但这主要是得益于国有部门的投资增长。不仅整体增长速度前所未有地慢，而且非国有经济的增长速度更慢。从1988年到1991年，国有经济的增长速度连续4年高于非国有经济的增长速度，这是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后从来没有过的现象。★(★《中华工商时报》1989年11月10日说：‘近几个月来全国个体户锐减了近四百万。’《中国记者》1990年5月号说：‘近来在报纸和刊物上，有关个体户的报道少了。原因呢？不少编辑部感到有点拿不准。至于社会上，则更有甚者。在有的人眼中，个体经济已成了背时之物，最好是从重从快惩罚打击。有的人误以为中央政策已经收了，取缔是早晚的事。新闻界在一段时间内的沉默，增加了这种不安情绪。前几个月全国个体户锐减360万人，不能说和这种氛围没有关系。’以上两段文字是马立诚找出来的。后来他和凌志军就改革的困难、争论写了《交锋》，此书还成了中国第一本政论畅销书。看来支持改革的人还是多的。) ‘这是滑坡，这样下去老百姓是不会答应的，中国要出大问题的。’——本来还想继续在家里静静地逗孙子玩乐的邓小平，再也无法安静下来了，沉默了两年多的他决定开口说话了。他南下广东，一直走到与香港一河之隔的深圳，然后一路走，一路说开去。他显然有点儿愤怒、有点儿着急，但神态还是那么举重若轻，语言还是圣经般简洁浅显。

‘不改革，不发展，只有死路一条……中国已经耽搁不起了……’——他的声音有点儿颤抖，甚至有点儿含糊，但谁都感觉到这是历史悬崖上的狮子怒吼、大海潮音。这个‘春天的故事’随着《东方风来满眼春》的长篇通讯从深圳传遍了全国、传遍了世界之后，‘姓资姓社’的沙尘暴戛然落定，彷徨疑惑的黑云悄然消散，中国的天空再次晴朗。

‘娜拉的天花’至此彻底痊愈，而中国历史再次出现‘先出天花后立太子’的典故——‘计划体制’的‘太子地位’被废，‘市场经济’的大旗第一次被中国共产党人高高举起。没有礼炮，也没有大典，但这是中华民族货真价实的开天辟地，是古老文明脱胎换骨的范式变更。

‘三万里河东入海，五千仞岳上摩天’——古老中华的国运在谷底里徘徊了一个半世纪后终于迎来了决定性的转折——通往奴役之寨的道路被截断，极权主义的恢恢罗网被撕开，而市场经济正伸出‘看不见的巨手’，为一个古老而多灾多难的民族指示了通往天堂的方向。★(★顾准在上个世纪50年代第一次提出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在那个‘著书维余颂红妆’的年月，顾准拆下自己的肋骨，点燃了微弱的火把，36年后这个‘肋骨火把’的智慧光芒终于照遍中国。顾准不仅是早期最优秀的共产党员之一，也是中国思想界的天才、人格最为健全的知识分子之一。如果日渐富有的我们今天只记住了邓小平，而忘了顾准，无论我们今天怎么地富有，我们这个民族的明天仍然是存疑的。) 这幕‘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于将倾’的历史剧演完后，88岁的邓小平再次回家静静地弄孙去了。而整个中国则像突然发现了无数金矿，大家都忙开去了，而各种闻所未闻的新鲜事情，也日渐多了起来。对于一个领导人来说，这才是真正的‘俏也不争春，只把春来报，待到山花烂漫时，她在丛中笑’了。

广厦——春天就是‘准生证’(上)

D ‘天花时期’的楼忠福，确实在第一个五年承包期结束的时候提出过辞职，但镇政府并没有批准他离开。在那段压力重重的日子里，郭懋阳、童德成和吕朝昀等各级政府官员，仍然一如既往地在政治上支持他、保护他。所以尽管他内心犹豫，但东阳三建的发展步伐并不犹豫。

在这段黑云压城的日子，楼忠福最让东阳人难忘的举措就是加大了‘软力量’的投入。他把那些本可以属于自己的利润拿来奉献给当地社会，而不是放进自己的腰包。可能是为了在那并不晴朗的日子中制造一点明媚的色彩吧，从1990年的新春开始，东阳三建一连三年都在新春期间大搞文化活动。冯巩、陈佩斯、倪萍、达式常等一批当时全国最红的演艺明星，以及浙江小百花艺术团，都曾是东阳三建大厦的座上常客。★(★中国演艺明星的出场费和走穴问题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但这与其说是一个问题，不如说是一个社会进步的开始。

观时察物，当放眼量。如果考察历史的时候只有一把道学家的尺子，这显然不是个合格的考察者。作为中国人，我们应该时时警惕自己身上强烈的泛道德冲动，在臧否人物、点评往事的时候，最好让道德的猎犬保持至少5米的距离。)他们为楼忠福的父老乡亲献艺助兴，与东阳三建的工人们同台联欢。此外，东阳三建还举办‘东阳三建杯’全国女篮精英赛和全国散文大奖赛，让东阳三建的大名在轻松快乐的气氛中走入寻常百姓的心窝。

另一方面，东阳三建又慷慨捐助当地的社会事业，并以半卖半送的方式，为当地建造了一批学校、桥梁、道路和政府办公楼。

待到记录邓小平南巡讲话的长篇通讯《东方风来满眼春》在1992年三四月间传遍了中国和世界后，楼忠福和所有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大河中畅游的‘鸭子’，立即感觉到春潮涌动。他恍惚回到了1984年，他似乎听到战鼓的雷动，他似乎看见了千军万马，他那个硕大的脑袋又开始高速运转起来。★(★具有企业家精神的人，对于机遇的敏感，就像骆驼的鼻子对于水的敏感。对于世人，孔子说了一句很深刻的话——‘未见趋善如好色者’，其实这句话到了企业家那里，应该是‘趋时如好色’——两者皆是天生的，这点太史公司马迁是总结过的。)

连续半个月，他天天兴奋，但却夜夜难眠，也不怎么跟别人说话，周围的人都觉得有点奇怪。

半个月后，他终于开口。他已经不满足于只做单一的建筑了，不满足于在这波大潮中再驾驶一艘小轮船了。他要组建集团公司，要搞多元化经营。他把自己的想法先跟两位副经理楼正文和吴小伟商量，然后再征求吴宁镇、东阳市和金华市相关官员的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