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进重庆：‘娶了共和国的长女’(下)
A
重庆市政府果然很重视王明和的汇报，当时主管建设的副书记、副市长甘宇平在报告上作了明确的批示，要求有关部门尽快解决合作中遇到的问题。工作组和重庆市建管局的领导又专门向重庆市财政局分管建设的局长汇报了广厦购并一建的过程和新公司的发展思路，共同探讨了国有企业改革的成本问题。财政局领导明确表示，尽最大努力促成此事。与此同时，重庆市建管局经多次研究，决定接收一建分离出来的所有人员，以保证新公司更有成效地运行。重庆市市委、市政府领导甘宇平、吴家农召集各有关部门举行两次协调会议，研究解决问题的办法。最后大家形成了一个正式的解决文件：广厦以3060万元购买新公司51%的股份，建管局作为转让方获得这笔国有资产的出让金；不良资产和分离人员与新公司脱钩，全部由建管局接收。分离人员的处理费用来源于三个方面：一是广厦购买转让国有资产的306万元资金；二是新公司28%国有股的收益；三是一建剥离出来的资产。上述三项来源由重庆市建管局实行封闭式管理，专项用于分离人员的所需费用。为了确保新公司轻装上阵，楼忠福指示广厦集团财务部和审计部逐项核审原重庆一建的债权债务，与一建的财务人员一起催收以前的欠款，该核销的核销，该挂帐的挂帐。清产核资告一段落后，1998年7月上旬，楼忠福又再赴重庆与建管局、一建的领导商量合资中不良资产分离的细节问题。建管局接收一建的所有非生产性资产和挂帐资产。广厦、建管局、一建三方同意新公司设立的股本为6000万元，并草签了合资协议，后报重庆市有关部门批准。购并事宜得到了重庆市政府和各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合资公司有了令各方满意的良好开端：第一，原先6000人的队伍，分离后仅留下2200个精兵强将；第二，剥离不良资产后，留给新公司的都是有效资产，每年可降低费用800万元；第三，新公司成立后，有广厦雄厚的资金作后盾，公司有足够的垫资能力，有利于承接新的建设项目；第四，重庆市政府给予新公司所得税两免三减半的优惠政策，有利于企业增强发展后劲。这些工作都完成之后，重庆建筑工程管理局也已经更名为重庆建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了。
B
1998年8月28日，购并双方正式‘订婚’——广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
楼忠福与重庆建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张新祥，在广厦购并重庆一建的合同书上签下自己的姓名。1998年9月23日，广厦重庆一建（集团）有限公司正式挂牌成立。浙江省副省长卢文舸、重庆市副市长李德水、建设部体改法规司司长赵晨等有关方面领导参加了成立大会。合资三方——广厦集团公司、重庆市建管局、新公司持股会签署了改制协议。新公司选出了董事会、监事会，任命了经理班子，以新的机制、新的面貌进入正常运营。实行了48年国有制的‘重庆第一建筑（集团）公司’的名字，从此被混合所有制的‘广厦重庆第一建筑（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替代了。从表面和局部看，这只是一个企业名字的偶然变更。但在时间和国运表刻的中国历史罗盘上，这绝不仅仅是一次不经意的‘花开花落’，而是中华民族万众一心、众志成城的改革努力之后，出现的‘海升陆沉’。如果放在中国的计划经济年代，重庆一建无论是‘政治出身’还是‘政治辈分’，其实可称得上是‘皇帝的女儿’了。重庆第一建筑（集团）公司的前身是重庆第一建筑工程公司，成立于1950年，1993年组建为集团。在楼忠福还在建筑工地上为了每天一块钱的工资而挥汗如雨地做小工的时候，重庆一建就早已经是国家一级资质，而且是西南地区地方国有建筑企业中唯一的一家国有二级企业，技术和人才力量远非一般民营建筑企业可比。中国人习惯把东北三省和那些与新中国同龄的国有企业称为‘共和国的长子’，诞生于1950年的重庆一建比‘共和国的长子’小了一岁，没机会做长子，只能做‘共和国的长女’。按年纪，这个‘共和国的长女’比1954年出生的楼忠福还年长四岁。而作为‘共和国的长女’，重庆一建有过不少光荣历史。1950年代就曾进北京参加首都十大工程建设，在计划经济年代承担了很多国家大型重点建设项目，重庆其中的一座长江大桥也是其作品，几十年来在体制内获荣誉无数。不过这些都只是昨日风流了。中国改革开放进展到1998年的时候，越来越市场化、自由化的经济生活，已经让中国人习惯了‘好汉不提当年勇’。中华大地上一日千里的变革与进步，倒是让穷怕了的中国人越来越努力地把目光盯着今天和明天，而不是红太阳背后的昨天。当然中国人在淡忘了国有企业的往日荣光的同时，也一起淡忘了极端年代的‘无端狂笑无端哭’。那些关注广厦和重庆一建购并案例的人，没有人记得或知道楼忠福在五岁的时候就成了‘黑五类家属’，也没有人记得或者知道广厦前身不过是浙江东阳吴宁镇的一家社队企业。更没有人会黑色幽默一番，把楼忠福任董事局主席的广厦集团兼并重庆一建，说成是‘黑五类娶了共和国的长女’。明白了‘发展才是硬道理’的中国人只关心广厦购并了重庆一建后，新企业能否真正起死回生、发展壮大。此时的中国，确实变了，不仅企业家成为政协委员和人大代表的现象正在全国各地出现，甚至连中国的政治教科书都越来越迅速地‘与时俱进’了。由于广厦兼并重庆一建后的经营非常成功，兼并案例被编进了中国高中政治的教科书。广厦的商业个案，成了中国青少年了解中国经济改革进程、认识中国民营经济力量的一个典型个案，不过这是几年后的事情。广厦兼并重庆一建的事情，确实是1998年中国经济新闻中的一件大事。不仅浙江和重庆两地的新闻媒体以很大的篇幅来报道此事，《经济日报》等国家级的大报也都详细地报道了此事。中国建设部的机关报《中国建设报》，还将这个案例列为1998年中国建筑行业‘十大新闻’之一。媒体、官员和学者也纷纷肯定这个个案的时代意义，认为这是中国经济改革历程中第一个非常有代表性的跨省区、跨所有制的企业兼并案例。这既是中国建筑界第一例民企购并国企的案例，也是中国第一例东部民营建筑企业收购西部国有建筑企业，同时还是重庆市第一例民营建筑企业参与国有企业改制。素来喜欢做第一的楼忠福和广厦，一下子又创造了几个中国第一。
郭向东：楼忠福的‘黑马’
C
广厦与‘共和国长女’之间的‘婚事’已经一锤定音了，但是‘新家庭’广厦重庆一建的精彩故事还没有真正开始。1998年8月28日合同签订之后，楼忠福面临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派谁去出任董事长。当时广厦集团内部不少人都猜测，热门人选可能是王明和吧？因为要论功劳，王明和在这个兼并案中居功至伟，而且具体事情从头到尾都由他负责，对整个情况都熟悉，人也能干。王明和是个什么背景呢？他是1995年进入广厦的，是楼忠福把广厦总部迁移到杭州后第一个招聘的年轻才俊。他是货真价实的科班人才，1995年毕业于浙江大学经济学院，硕士学历。而此前曾在他的家乡吉林省吉林市某高校当讲师，给学生讲政治经济学，后来又在一家国有企业负责投资工作，积累了不少的工作经验。他进入广厦后成了楼忠福的得力助手和智囊，主要负责寻找和论证投资项目的工作。1995年至1996年广厦制定的‘九五规划’，其中就有他很大的功劳。当时也有人猜测，楼忠福这么重感情，与广厦那些创业元老的关系这么融洽，他可能会从早期一起打江山的元老中派一人去担当这个大任吧。但是，这些猜测全错了。楼忠福挑选了一个当时在广厦既是新人、也是年轻人的郭向东。不用王明和的理由，并非楼忠福不相信他的才干，也不是因为他不是浙江人。楼忠福‘用人不疑，疑人不用’的原则向来不打折扣，中国人传统的血缘纽带和乡土情结在他身上一样也不少，但是在‘乡人到国人’蜕变的过程中，他早已练就了收放自如的境界，不为世俗的框框和庸见所羁绊。所以不用王明和绝非关乎才干和关系的亲疏，而是关乎楼忠福进军全国的大计，因为广厦面向全国的购并计划才完成了第一仗，楼忠福还需要王明和的全国兼并战效力。而不用元老，也非关乎‘兔死狗烹，鸟尽弓藏’的刘邦哲学，而是因为楼忠福对人的局限性的清醒和敏感。早在1994年的时候，还不到40岁的楼忠福就为‘退出一絬’做准备，并在1996年真正让出了总经理的职位，后来由于尝试结果并不理想，他才重新把总裁和总经理的两副担子一肩挑起。他并非不信任元老的能力，而是更看重年轻人的冲劲，更着眼新人的培养和集团的未来发展。所以楼忠福出乎众人意料地选择了郭向东来挑这个大梁。郭向东是何许人？楼忠福何以如此器重这个在广厦集团内部还名不见经传的‘黑马’。这个过程说来话长，不过倒是很值得一说，因为其中的故事非常能够反映出楼忠福的处世和用人之道。郭向东是东阳人，出生的时候正是‘大跃进’运动在中国农村地区引发历史上最严重饥荒的时候。不过饥荒似乎没有在他身上留下什么痕迹，他长得颇魁梧英俊，一表人才。他没有上过大学，但父母是中学老师，而他也曾在东阳一带当过不短时间的中学语文老师。其后他踏入‘仕途’，在东阳吴宁镇当了一个相当于乡书记的小干部，在中国的官场阶梯中，这是最低的一级。当然他并不是为了当官而选择了这个最低的官场台阶，他是想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做一番事业才离开学校的。所以，当周围的人笑话他官小的时候，他用孙中山的话回答了别人的误解‘年轻人不要立志做大官，要立志做大事’。作为语文老师，他把这句话作为自己人生的警句，并常常跟他的学生宣扬这个思想。大概是受到邓小平南巡讲话后整个中国的改革开放形势的影响，官小、年龄也不大的郭向东果然雄心勃勃。1993年，刚过而立之年不久的他，在手中没有一分钱，而政府也没有任何资金承诺的情况下，就开始在吴宁镇白云乡谋划着一个庞大的‘空中楼阁’。
D
郭向东的‘空中楼阁’，是在东阳吴宁镇白云乡的一片荒山上构想起来的。那片荒山占地700多亩，郭向东准备以东阳的木雕、竹编等传统文化为主题，搞一个文化主题公园。1994年这个空中楼阁有了正式的名称白云文化城，注册资金600万元。600万元只是一个纸上写下的数字，实际上‘光头司令’郭向东连一粒米都还没有。无米而为炊，‘立志做大事’的郭向东也真够狂妄了。然而，正是因为这股狂妄的少年之气，所以当他去找当时已经是浙江改革名人的楼忠福的时候，楼忠福一口就答应捐助300万元。300万元在当时的中国不是个小数目，对于广厦更不是一个小数目，何况1994年的时候，广厦的日子并不怎么好过。楼忠福素来的豪气与对家乡的情感，自然是他向白云文化城‘一诺千金’的部分原因，但更主要的原因可能是‘英雄识英雄’的感慨，让他与郭向东‘一见钟情’。有了这‘第一桶金’，郭向东的‘空中楼阁’也就一天天落地。不过在建设的过程中，资金仍然难以为继，郭向东只好再次找楼忠福，而楼忠福也依旧‘一诺千金’，为他担保600万元的贷款。不过事情不是钱就能够解决的，1995年郭向东再次碰到麻烦。这次是政治性的麻烦。当时中央政府正在搞宏观调控、治理通胀，全国都在压缩建设项目，而规模宏大的白云文化城内又有一个巨大的木雕观音。在这个宏观调控的敏感时期，而且还牵涉到‘封建迷信’，不正好应该是压缩和清理对象吗？当时风声很紧，浙江省政府正在全省搞治理通胀、压缩建设项目的大检查。杭州郊区小汤山的一个旅游项目，已经因为牵涉到和尚雕塑的问题而在大检查中被勒令炸掉了，现在东阳的白云文化城能够逃脱这个命运吗？郭向东作为共产党员、政府官员，搞这样的项目，能够保得住位置吗？这些疑问在1995年的时候都成了郭向东头上的悬剑，随时可能直插而下。但最后他平安无事，白云文化城内的巨大木雕观音也平安无事。不过，他辛辛苦苦折腾起来的白云文化城还是有事这个耗资7000万元的项目到1997年竣工的时候，还欠着3000多万元的工程款没有着落。这番磨练不但让郭向东更加老练，而且还得到了提升。他不仅成了吴宁镇的党委副书记，而且还是东阳市重点培养的后备干部。不过白云文化城是他一手搞起来的，工程款的问题，他不能一走了之。这次他没有跟楼忠福开口，但双方已经成了无话不谈的老朋友了。这件事情就这样在郭向东的心头上牵挂着，1997年一次偶然的机会，他跟楼忠福开玩笑说：‘你把这3000多万元的工程款帮我还了，我就跟你到广厦。’说者无心，听者有意，楼忠福把这话当真了。通过这么几年的观察与交往，楼忠福认定了郭向东的‘人力资本价值’远远高于3000万元，所以在郭向东还把笑话当笑话的时候，楼忠福已经在运筹整个盘子的操作问题了。1997年底，楼忠福果然帮白云文化城一次性付清了3000多万元工程款，当然这不是白给的，只是借支。不过由于整个项目经营状况不好，这笔钱一时也无法还给广厦，吴宁镇政府后来干脆把整个项目都转让给了广厦。楼忠福也全盘接收，以6000多万元的价格拿了过来。如果单从生意的角度看，这个买卖并不合算，但后来的事实证明这是一个不错的买卖，没过几年土地的价格上去了。1998年，37岁的郭向东离开吴宁镇党委副书记的位子，到了广厦。9月23日，在广厦重庆一建的成立仪式上，他以董事长的身份与重庆建工（集团）方面派出的总经理潘海一起为公司挂牌。后来，有人问楼忠福为什么选择郭向东去重庆挑大梁，楼忠福说：‘一个人如果敢折腾、能折腾、善于折腾已经很了不起，但年纪轻轻的郭向东是在两手空空的情况下做到这三点。白云文化城，不仅仅是一个钱的问题，整个项目牵涉到各方面的工作非常多、非常复杂，但他一个人就这么折腾起来了。广厦当然不是没有别的能人，但郭向东是这个位置最合适的人选。’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