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力量——以楼忠福和广厦为坐标

中国力量——连载之二十二


二进京:大棋局摆进皇城根儿(下)

A 经过艰苦的谈判,到2002年3月底4月初,改制涉及到的‘柴米油盐’基本谈妥。新北京二建注册资本金为6000万元,其中广厦集团以现金形式出资3360万元,占56%;北京建工集团以实物形式出资2040万元,占34%;其余为经营者群体入资600万元,占总股本的10%。但这个时候,双方又因为新公司名称是否加入‘广厦’二字的问题,陷入了‘名分之争’。楼忠福本来很希望在北京亮出广厦的牌子,这对广厦来说很有象征意义。而且广厦在新公司中占绝对控股地位,新公司牌子加入‘广厦’二字也属顺理成章的事,要求一点都不过分。然而,成长于钟灵毓秀的山水间的灵活的浙江人却不了解,北京这个四平八稳的龙脉宝地,从大清帝国的康熙爷那时候起,就喜欢在面子、名分、体统等虚文上表现出惊人的不妥协性。这种不妥协性,当年曾让气数已尽的晚清王朝就算是在割地赔款的屈辱条约上,也一定坚持用皇恩浩荡的口吻说话。而必须用蒸汽机车牵引的火车,到了北京的皇城根儿,当年也硬是因为这种不妥协,也只好改用马匹牵引。至于改革开放年代的‘左右’之争、‘姓资姓社’之争、‘公有私有’之争,也莫不以老迈的皇城根儿为最牢固的堡垒。

‘皇城根儿地性’由来已久的不妥协作风,在广厦与北京二建的‘名分之争’中,同样表现得特别顽强。北京建工集团和北京二建的管理层都特别坚决地表态说,虽然新公司是由广厦控股,但如果新公司像‘广厦重庆一建’那样,改为‘广厦北京二建’,他们从感情上无法接受。对于这种说法,楼忠福和广厦方面既觉得奇怪,也觉得滑稽可笑。不过双方僵持了一个月之后,最后还是四平八稳的‘皇城根儿地性’战胜了钟灵毓秀的‘浙江地性’。楼忠福想,叫什么名称不重要,事实上它是广厦的就行。于是新公司还延续以前的名字,还叫北京市二建。一切的‘柴米油盐’和‘名分体统’的细枝末节都谈妥后,‘结婚’的大喜日子也立即到来。素来善于宣传、长于造势的楼忠福,自然不会简简单单地操办这场具有重要意义的‘皇城根儿上的婚礼’。他要让广厦的同事们好好感受一下‘穿过北京厚厚的大红门’的感觉,他要为广厦怀胎多年的梦想——‘构建以北京为中心的广厦华北基地’,搞一个体面的‘分娩’庆典。2002年5月11日,新‘北京第二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的成立仪式,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这个成立仪式真可谓高朋满座、冠盖云集。中央电视台的名嘴王小丫小姐担任大会司仪,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布赫和全国政协副主席孙孚凌为新的北京二建公司揭牌。众多与楼忠福相熟的北京官员、学者和名流都出席了这场盛大的‘婚礼’。这次广厦与北京二建的‘结婚’,是北京国有建筑企业首次跨地区、跨所有制的资产重组案例,也是第一次民营企业控股北京国有建筑企业——喜欢做第一的楼忠福又一次创造了‘第一’,而且这回是在中国的‘首善之都’,在见证了无数中国重要历史时刻的人民大会堂。这件事情的新闻轰动性,在传媒业非常活跃的北京自然是不必说的了,而且这也确实是北京国有企业改革进程中的一个历史性的突破。北京与中国其他城市的最大不同之一,就是在这里说一句话、做一件事,那是全国都听得见、看得见的。尽管这个时候的广厦和楼忠福并不缺乏知名度,但北京众多的媒体还是非常热情地给广厦和楼忠福做了大量‘免费广告’。中央电视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华社、《人民日报》、《经济日报》、《中国青年报》、《工人日报》、《北京日报》、《北京青年报》、《中国建设报》、《浙江日报》、《重庆日报》和新浪网等数十家在中国最具影响力的新闻机构,都以大篇幅的文章报道广厦控股北京二建的新闻、介绍楼忠福和广厦的成长故事。广厦和楼忠福的故事一下子在全中国家喻户晓,知名度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峰。从‘边际效益’的角度看,在广厦众多的兼并行动中,这一次无疑是空前绝后的颠峰时刻了。

‘一万年来谁着史?八千里外觅封侯。……笑指卢沟桥畔月,几人从此到瀛洲?’面对古老而幽深似海的北京城,有点想法的中国人总是难以平静的。上面这几句‘豪言壮语’,就是‘少年心事当拿云’的青年李鸿章到北京赶考的时候,发出的感慨。1949年,‘三十一年还旧国’的毛泽东带领共产党的领导由河北进京的时候也意味深长地说了句‘进京赶考’。在商言商的楼忠福,虽然没有政治抱负,也不是第一次进京,但是在2002年5月11日的时候,可能也不会心情太平静吧!

重庆模式移师北京

B 颠峰时刻的感觉当然是美妙的,不过企业经营的每一步却都必须是实打实的,否则就要从颠峰跌回低谷。而经营之道的关键就是用人,人用好了,一个企业就起来了。

在新北京二建的用人问题上,楼忠福又一次‘表演’了意外。他让郭向东两副担子一肩挑——同时担任重庆一建和北京二建的董事长。

这确实让人们有点出乎意料,毕竟这是两个相距数千里的直辖市的两家公司。不过意外中也有不意外的原因,因为当年的‘黑马’郭向东此时已经成了重庆的名人、全国知名的青年企业家及全国数一数二的国企改革操盘手。

在广厦控股北京二建之前的2002年5月1日,郭向东刚刚获得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而在此之前几年,因为他在广厦重庆一建的巨大成功,他已经被评选为重庆第二届‘十大杰出青年’,还获得重庆市首届‘振兴重庆争光贡献奖’、浙江五四青年奖章。

过去几年,郭向东领导的广厦重庆一建不仅在业绩上取得巨大成功,而且探索出民营企业兼并和改造国有企业的成功经验。

1998年之前,重庆一建的产值才2亿多,利润200万元左右,到2001年产值已经达到8亿多,利润2000多万元。普通职工的年收入也由过去的5000-6000元增长到1.5万元左右。整个企业的人员虽然还是过去的人员,但是企业的人心士气、经营状况和员工福利却发生了脱胎换骨的变化。

成了重庆的改革典型和明星企业的广厦重庆一建,不仅像一条鲇鱼一样激活了重庆当地的国有建筑业,而且‘广厦重庆一建模式’也成了闻名全国的国企改制案例。

它的成功,不仅在全国引来了众多的参观考察团,而且也成了广厦后来兼并行动中最有说服力的‘谈判官’。杭州建工集团和北京二建能够先后‘下嫁’广厦,其中重要的因素之一,就是有广厦重庆一建的成功实践。这两家企业都是在参观、考察了广厦重庆一建之后同意与广厦展开合作谈判的。

正是基于这些因素,楼忠福才‘意外地’让郭向东挑起北京二建的担子。他要让郭向东把重庆一建的成功‘克隆’到北京二建。

郭向东进京上任后,很快就感觉到北京人与重庆人的巨大差别。爱吃辣椒的重庆人有时候虽然脾气倔强,但是有啥说啥,气顺了之后大家就按照说好的干了。可是在皇城根儿文化浸淫下的北京人,城府深得跟北京城一样,表面个个都谦和有礼,说得比你预期的还好听,做起事来却不见效率,而且还让你抓不到把柄。

刚开始的一段时间内,郭向东就像掉进棉花堆里一样,大叹‘皇城根儿的灯下黑’。

不过,2002年的郭向东已经不是1998年‘单骑走蜀道’的郭向东了。在重庆的几年,他不仅积累了经验,也培养和吸纳了众多能征善战的年轻才俊。

既然要把重庆模式移植到北京,最好的办法就是把干部转移过来,让他们照亮‘皇城根儿的灯下黑’。所以进京后不久,郭向东就往北京二建调派了一批能吃麻辣、能爬山路的‘重庆将领’。

在这批‘重庆将领’中,最值得一说的就是佘建军。佘建军在广厦兼并重庆一建之前,已经在重庆一建做了近20年的项目经理。他可以说是一个德才兼备、年富力强的优秀人才,但在原来的国有体制下,他没有得到提拔,只是企业中一头默默耕耘的‘老黄牛’而已。

郭向东1998年进入重庆一建后,很快就发现了他,而且大胆起用他。1999年底佘建军被提拔为广厦重庆一建的副总经理,2000年升任常务副总经理,2001年任总经理。

郭向东既然如此器重他,那么在‘重庆模式移师北京’的战役中,自然少不了这位敢横刀立马的‘佘大将军’。由于身兼数职的郭向东要在重庆和北京之间来回跑,北京二建方面的工作,他实质上更主要是倚重已任北京二建副董事长的佘建军。

北京二建的‘手术’是非常成功的,加上北京的市场‘蛋糕’之大、政经地位之重是重庆无法相比的,所以后来北京二建的成功大有‘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态势。

2002年,北京二建的产值就由上一年的3.6亿元增加到7亿多元,新签合同额由4.1亿元增加到15亿元,当年实现利润590万元。2003年尽管受到非典影响,但公司产值还是更上一层楼,增加到11亿元,新签合同额20亿元,实现利润1500万元。短短两年多时间,职工人均收入提高了80%,不但改制前拖欠员工的医药费、供暖费全部还清,职工各方面的福利都大大改善。

北京二建的成功,在国有企业改革进展缓慢的北京很快就引起示范效应,而且被活跃的北京媒体总结为‘北京二建模式’。它的成功,不仅直接带动了整个北京建工集团的改制进程,而且成了北京市政府大力宣传的国企改制典范。

企业经营本来是在商言商的事情,不过中国的国有企业改革从来都是一个重大的政治题材。

所以在北京这个‘政治边际利润’最丰厚的地方,北京二建改制的成功,很快就赢得‘边际利润’——2004年4月30日,北京二建获得全国总工会颁发的‘全国五一劳动奖状’。

参考附件4 《北京日报》报道改制后的北京二建2004年8月6日

南腔北调同心曲北京日报记者刘扬

C 老国企北京二建公司通过改制,浙江民企广厦建设集团以61%的股份实行控股,原来的顶头上司北京建工集团只有34%的股份,也成了二股东。民企管了国企,外地人管了北京人。没了自家说了算的权威,能形成决策合力吗?日前,记者参加了二建的经营工作会,听了一曲‘南腔北调’。会议是从发红包开始的。‘刘船一万元,武萍一万元,刘连成一万元,招投标中心三万元……’当三十出头的常务副总经理李正手拿着一摞鼓鼓的大红信封,用浙江口音宣布获奖人名单和金额时,会场里顿时响起了一片掌声和叫好声。拿到奖金的是上半年新签合同额超过一亿元的员工和部门,个个脸上笑开了花;没拿着的也啧啧称奇——半年红包就上万,这在从前的‘老二建’从来没有过,真有点‘民企’的味道。这个会是北京二建公司的半年经营工作专题会。改制后的北京二建公司高层的组成很有意思:董事长郭向东和常务副总经理李正是浙江人,副董事长佘建军是被广厦集团从重庆一建总经理岗位上调来的重庆人,党委书记田琦和、总经理樊禄云是北京人,开起会来,南腔北调十分有趣。这一次,除了董事长郭向东,其他高层一个不落全到齐了。会上,操着浓浓川音的副董事长佘建军代表董事会发言,他讲的是公司重组时提出的‘干部能上能下,员工能进能出,分配能高能低,项目部能死能活’原则目前的执行情况怎么样。在二建公司工作了30年的总经理樊禄云告诉记者,对于这样的原则,起初‘老二建’们没当回事。这么多年了,类似的‘口号’没少听,上的见过,见着谁下了?不曾想这民营老板‘玩儿真的’,两年时间里,项目经理提拔为公司副总经理的有六七名,副总经理不称职‘调’到下级单位任职的有两名。说完奖罚,会议又转入是否开辟京外市场的问题。操浙江口音的常务副总经理李正说:‘为应对2006年到2008年北京建筑市场可能出现的“萧条”,公司下半年必须在开发外埠市场和海外市场上下功夫。’总经理樊禄云有些担心:‘外埠市场比较不规范,有风险。接外埠的工程应以不垫资为前提,把风险降到最低。’副董事长佘建军的四川腔语重心长:‘企业发展要学会“多条腿走路”,因此不仅要做好北京市场,外埠市场也一定要重视起来,政府、部队和事业单位的项目可以作为切入当地建筑市场的首选。’按照浙江董事长的想法,再过上三五年,二建公司的产值应达到50亿元,而北京在2006年到2008年间不批建设项目,公司除了要向其他相关行业发展,还要重点开拓京外市场;按照北京总经理的想法,二建公司的产值达到30亿元后,最好有一段时间作调整期,以确保稳步发展,而外埠市场比较不规范,接外埠的‘活儿’一定要把风险降到最低。观点有‘分歧’,分歧在侧重点不同。经反复讨论,会议通过了开辟外埠市场,承接政府、部队、院校项目的决定。这个决定,因有了敢冒风险的浙江人和稳健的北京人不同风格的碰撞和补充,而更加显得完备和成熟。

参考附件5 《北京晚报》报道改制后的北京二建2004年7月15日

北京国企锐意图新建工集团职工一年加薪近两成北京晚报记者贾中山

D ‘国企改革成功与否,关键是如何将国有资产增值的效果发挥到最大,同时职工得到最大的实惠。’北京建工集团董事长孙维林在接受记者采访时阐述了这样的观点。经过一系列改革后,北京建工集团整体实力大增,职工收入连续3年每年递增19%,创下50年来的最高速度。这从一个侧面印证了改革的巨大成功。北京建工集团是一家有50多年历史的老国企,曾经承建了人民大会堂、钓鱼台国宾馆、北京恒基中心等知名建筑,但是近几年逐渐暴露出机制陈旧、效率低下、缺乏竞争力等弊病,改革提上日程,而资产重组是改革的重要一步。‘资产重组绝不是卖企业,而是要为企业注入新鲜血液,注入新的活力。’孙维林说。为了让职工吃下‘定心丸’,每次二级公司改制前集团都要召开职工大会,承诺企业改制后,员工原工龄连续计算;改制后的企业将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员工竞聘上岗;国家规定的各项社会保险和福利要求,新企业依法照办等措施,让职工吃下‘定心丸’,积极投身改革之中。如果说到改革的效果,作为建工集团改制的‘缩影’,二建公司通常会提供这样一组数字:2001年公司产值3.5亿元,流动资金困难,处於潜亏状态,拖欠职工医药费高达500多万元;2002年上半年浙江广厦集团入股成为新二建的大股东,公司推行‘全面责任制、彻底市场化’的理念,当年施工产值就达到7亿元,增长近一倍,新签合同额15亿元,增长2.66倍,实现利润507万元;2003年新签合同额达到20亿元,综合产值完成12亿元。二建公司改制后,新董事长郭向东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给职工涨工资,‘职工看好企业看什么,就看收入水平是否提高了’。现在二建职工平均工资比改制前增加33%,最普通的职工月收入也达到2000元,而像财务总监这样的职位,月薪水平能达到1万元。不仅是二建公司,在建工集团各个改制的二级公司,职工的钱包全都‘鼓’起来了。从2001年至2003年,职工收入连续3年每年递增19%,创下北京建工集团成立50年来的最高速度。北京建工集团董事长孙维林说:‘在我们看来,绝对控股、相对控股、参股都不是企业改革的最终目的。重要的是,如何在改制的过程中,使生产力的各个要素能够得到合理配置,使现有资源有效组合,达到最佳效果;同时,企业员工的利益得到改善和提高。’他认为,企业改革的最终目的,是为了企业的发展,增强企业的市场竞争能力;只有企业发展了,员工才会看到希望。待续

 
 
策划:卢志信 乔耀辉  作者:龙镇洋 周建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