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都模式’引发造城浪潮(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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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当然不是头脑发热、空穴来风的‘炒作’，围绕‘造城’、‘城市化’和‘经营城市’、‘经营土地’的话题之所以能在2001年和2002年的时候达到改革开放以来的最高点，实质是中国现实发展中各方面因素导致的一个‘均衡结果’。经过改革开放二十余年的高速发展，进入新的千年后，一路奔跑的中国人似乎突然发现自己遗忘了一个重大的问题——城市化。虽然中国已经基本实现了工业化（第二产业产值在GDP中的比重已经超过了50%），但是中国的城市化水平还不到40%。这个城市化比例不仅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也落后于世界平均水平，甚至落后于部分经济发展水平不如中国的发展中国家。这一现实，不仅严重阻碍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也让腰包日渐厚实的中国上下有点接受不了。在这个大背景下，‘企业造城’、‘经营城市’、‘经营土地’概念的出现，难免被视为中国解决城市化难题的对症妙药和终极捷径了。这确实是一个激动人心的宏大话题，也是一个充满想象空间的旷世机遇。别的不用说，光是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美国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的一句话，就足以让人热血沸腾——他断言，21世纪有两件事对世界影响最大：一是美国的高科技产业，二是中国的城市化。尽管中国国土资源部在2002年5月出台了《招标拍卖挂牌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规定》，要求从当年7月1日起，商业、旅游、娱乐和商品住宅等各类经营性用地，必须以招标、拍卖或者挂牌方式进行公开交易。但这个文件并未能够冷却正处于‘浩歌狂热’中的‘经营城市’、‘经营土地’热浪。2002年11月，中共十六大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大目标后，‘造城’、‘经营城市’和‘经营土地’的热浪，更像火上浇油，本来已算高烧的温度一下子跃至极限。不过，中国的事情，往往到了大家都一窝蜂地去做时，也就到了‘物极必反’的时候了。加上中国的土地政策本身存在重大缺陷，在急剧发展的过程中，全国土地市场多年来存在的问题更是千夫共指，所有这些都预示著「山雨欲来’。果然，从2002年末开始，中国政府针对土地市场、房产市场和银行信贷的文件一个接一个地出台。随后中央政府在全国开展土地市场大整顿，整个房地产市场的外部环境，一步步快速收紧。
‘造城’、‘土地经营’、‘城市经营’的话题，不但被急速变化的外部环境突然冷却，而且逐渐变成了一个大家都不愿意再提及的敏感话题。原先热捧过这些概念的商家、官员、学者和媒体，在2003年几乎集体‘失语’。随著「科学发展观’的提出，随着原国土资源部部长田凤山的‘翻身落马’以及新一轮宏观调控政策的出台，整个中国房地产市场的温度也在2004年回到了1998年以来的最低点。而一度风靡全国的‘造城’、‘土地经营’、‘城市经营’，不但再没有喝彩之声，反而开始成为部分学者和媒体质疑、批评的对象，矛头锋芒所向，连一度被视为‘企业经营城市’典范的天都城也受波及。在市场化和自由化的大道上节节迈进的中国社会，确实变得越来越复杂和微妙了。当然这种‘复杂和微妙’本身也是中国社会进步的标志之一，因为在利益和话语都日渐多元化的改革深水区，很多事情，都不能被简单地视为‘好’或者‘坏’了。科学发展观的提出，正是基于这个已经变化了的新形势。
参考附件7《中国经济时报》2002年9月6日
民营资本发起‘造城运动’
商刊焦点记者王子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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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总造价25亿元人民币的海外工程，有望被国内一家民营企业在最近几日内整体拿下，来自日本、意大利、法国以及我国的数家实力雄厚的建筑企业参与了竞标角逐。据介绍，这将是我国民营建筑企业通过国际竞标承接的最大单项业务——这家企业是广厦控股有限责任公司，它的掌舵人，是登上《福布斯》中国大陆富豪排名榜的浙商楼忠福。8月31日下午，在广厦控股的发祥地浙江东阳，楼忠福接受本报记者独家采访时一语中的：‘我们的开发理念是经营城市。’
瞅准新兴卫星城民营资本发起‘造城运动’
在杭州，市民们都知道出城以东10里的星桥镇，那里，一座崭新的卫星城正在浮出水面——这是内地首例政企合作开发卫星城的成功项目。这里原属余杭市，而楼忠福在余杭并入杭州市前以超前的眼光吃下这块荒地，他要为杭州市民打造一座‘天堂都市’。
‘天都城项目总占地面积6579亩，总投资超过80亿元，开发周期长达6-8年，建成后居住人口将达到10万人。目前我们已经投了10个亿，先做环境，后造房子。但是房子还没有造好，就已经有50万平方米的预购房被抢购一空。’据楼忠福介绍，当前正在建设的天都城，将是集房地产、新兴产业培育与卫星城建设、旅游休镕等概念为一体的综合性卫星城，是近年来华东地区少见的超级项目，明年，一期及二期工程即可完工。楼忠福告诉记者：‘天都城的成功在于政府政策支持加高起点的规划，在此基础上我们抓住了价格和环境这两个关键因素——杭州的居民住宅平均购买力在每平方米3000元以下，我们推出的是2400-2500元。房子还没有造的时候，周边环境已经成形了。有了这两点，广厦就不会造出一座无人问津的空城——这是我们造城运动的经验。’广厦还西进重庆，拉开了在西部地区造城的序幕。今年8月6日，绿树成荫的重庆市九龙坡区九龙山，楼忠福为一个占地1050亩、总投资15亿元的大型房地产项目揭开了面纱，这里被命名为‘广厦城’。广厦1999年以2亿元圈下的这片荒地，即将建成重庆居民崭新的生活居住区。据介绍，重庆广厦城总开发量80万平方米，绿化率在40%以上，城中居民达2万人。广厦城项目已被列入重庆市今年的重点工程。‘今年10月一期工程将如期开盘。’楼忠福说。而更大的手笔正浮出水面——浙中腹地一个将容纳20万人口的新兴卫星城项目已经开始运行。据楼忠福与广厦相关负责人介绍，广厦在浙江东阳规划的万国建筑博览城项目已于今年6月正式启动，预计年内完成拆迁、规划和征地等前期工作。据介绍，该项目总规划面积5.3平方公里，总投资50亿元，是东阳市城市化战略的一项重点工程，2006年前后完成整体开发建设。而早在去年底，广厦一举中标与东阳市相连的义乌市江南生态园区工程，此项目规划占地面积6.5平方公里，预计总投资超过20亿元。广厦将这两个规划项目连为一片，形成一个13平方公里的区域，要打造一个浙中腹地的新兴城市。据楼忠福介绍，广厦目前已在北京、上海、合肥、西安、兰州、南京等地陆续建设了一些高品位楼盘，广厦的‘造城运动’正在全国范围内寻找新的机遇。
20亿撬动500亿
福布斯富豪要经营城市
‘经营城市这种想法，我早在七八年前就成形了。最早提出这个概念的是一些地方政府官员，但是我所说的经营城市与地方政府官员倡导的经营城市是两个概念。’楼忠福告诉记者，作为一个民营企业家，他产生‘经营城市’的想法基于两个方面。一是改革开放20多年来，中国经济和社会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仍然有将近七成的人口生活在农村，城市化水平不仅落后于40%的世界平均水平，还比工业化进程滞后20个百分点。未来20年，我国城市化将进入加速发展时期，根据相关规划，到2010年，中国城市化率将达到45%，全国城市人口将达到6.3亿左右，这就意味着，今后每年有几千万人进入城市。拿浙江省来说，目前全省城市化率已经接近40%。根据《浙江省城市化发展纲要》的要求，到2010年，城市化水平要达到50%以上。城市化不仅需要提供新的就业机遇，更需要为新的城市居民提供生存家园，这里边当然有巨大的商机。二是建筑业自身发展到一定的阶段，必须寻找新的制高点。广厦提出‘跳出建筑做建筑’的理念，由单纯的承包商向承包与开发相结合的角色转换。我们必须要扩大主业内涵，从单一的土建承包向市政、水电、路桥、装饰等方面发展；从建筑业向房地产业进军；同时实施理性多元化，向医疗、旅游、影视、文化、传媒、金融等以城市生活为主题的新型产业进军。如果要用一个总的概念统领的话，‘经营城市’最恰当不过。楼忠福认为，城市化进程虽然需要政府的规划、指导和推动，但它更多的是通过人们趋利、求新的生产方式，由‘看不见的手’推动。所以，真正的经营城市应该按照市场经济规律来做，而不是政府以拍卖土地唱主角的权力经营。
‘有人担心企业不可能做好一个城市的规划，也无法完成城市的综合配套设施的建设；实际上我们可以请来世界上最好的规划公司，也可以通过招商合作的形式完成城市的综合配套设施建设。’
‘在未来10年内，仅以广厦的资本实力，我们在经营城市方面可以撬动500个亿，而撬动这500个亿我们只投入20亿资本金就可以运作了——民营企业经营城市，资金不是问题。我们需要的只是优惠政策的支持，但许多地方，还缺乏让民营资本介入经营城市的诚意。’
收购新型产业广厦进军城市经济
根据楼忠福经营城市的战略，今年以来，广厦控股对所属企业进行了大规模的结构调整，组建了包括广厦建设、广厦房产、广厦投资、广厦旅游、广厦传媒、广厦国际及上市公司浙江广厦等在内的七家企业集团，拥有企业共计50余家，成长为一家以建筑、房地产为主业的综合性国家级企业集团。楼忠福告诉本报记者：‘最新的资产评估结果表明，目前广厦的总资产已经达到92亿元。’
民营资本发起‘造城运动’
广厦通过资产重组等手段进入了金融、医疗、水电、影视、传媒、旅游、教育等以城市经济为主导的新型产业。目前金华广福医院由于成功地引入放疗设施，已经成为浙江及周边省市肿瘤医疗中心；自6月起，广厦控股投资的水电站已经开始发电，据称年发电收入可达3000万元；广厦控股旗下的旅游集团，其营业收入已超过1个亿，连续7年被评为中国百强旅行社。今年6月，一则招聘广告让许多人心动不已——浙江广厦建设职业技术学院50万元年薪招聘院长。这是由广厦控股旗下的上市公司浙江广厦投资创办的能独立颁发国家承认大专文凭的高职院校。在东阳，记者看到了刚刚建成的这所院校。据广厦控股党委书记卢志信介绍，今年9月，学校招收的首批学生2000余人已经入校，广厦控股由此正式进入了民办教育领域。广厦控股对文化传媒市场表现出了特别的关注，这项工作是由楼忠福本人亲自抓的。据介绍，广厦控股旗下的文化传媒集团，下辖华新、春秋两家影视公司，同时还通过浙江青年信息传播有限公司向《浙江青年报》注资6000万。楼忠福告诉记者：‘传媒产业将是未来城市经济中回报最高的领域，作为经营城市的内容之一，我们必须要占领市场先机。这家报纸目前广告收已达6000万，自今年5-6月份起，已经实现收支平衡，我们很快会盈利。’
‘在金融领域我们是希望能大干的。去年我们参股金华信托就是进军金融领域的一个重要信号，我们不排除有参股基金管理公司和券商的可能，但如果没有经营权，光拿回报对广厦没什么吸引力。我们要看金融体制改革的力度，只要政策允许，保险、银行，我们都想进。’
‘后致富光荣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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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中国二十多年的改革开放，经济学者张曙光作过一个赢得不少人认同的概括。他说，中国的改革开放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在上世纪80年代是‘主义之争’，到1992年后是‘方法之争’，2000年之后则是‘利益之争’。张曙光的这个分段，只是对拥有话语权的精英阶层的‘话语特点’进行概括。‘话语特点’的变化，当然也隐含着中国社会的深刻变化。从‘主义之争’到‘方法之争’再到‘利益之争’，正好说明这个社会在不断地进化——自由化、多元化、复杂化和高级化，正如生物从单性繁殖到两性繁殖，从单细胞、无脊椎到有脊椎的变化一样。在一个‘一夫为刚，万夫为柔’的社会里，一切的‘争’最终都成了‘主义之争’，而神圣的‘主义’又是绝不可争的，最终只有‘你死我活的肉体斗争’了。其实，中国改革开放二十多年的变化中，最本质的东西，并不在‘精英话语’的‘争’与‘不争’，而在对待个人财富的态度——这才是贯起了一枚枚散乱的‘历史铜钱’的‘隐蔽的红绳子’。这根‘隐蔽的红绳子’，不但‘丝丝入扣’地贯穿了中国改革开放二十多年的历史，甚至贯穿了中华民族数百年、数千年国运兴衰的历史。如果以这根‘隐蔽的红绳子’为观察点，以邓小平所说的‘致富光荣’作为一个话语符号，中国改革开放的二十多年，其实可以有‘之争’之外的划分方法：即‘前致富光荣时期’、‘致富光荣时期’和‘后致富光荣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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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富光荣’作为政治口号出现之前的时期，可以叫做‘前致富光荣时期’。这个时期不是光荣不光荣的问题，而是掉不掉脑袋，进不进牢房的问题。
‘致富光荣’作为政治口号出现之后，到1999年福布斯中国富豪榜出现之前的时期，都可以叫作‘致富光荣时期’。这是在社会基础不具备、人们的意识还不到位的时候，用意识形态的‘神圣光环’来为财富创造者鸣锣开道、保驾护航。这虽然是一种突破性的进步，不过这本身也说明致富行为的脆弱。而当英国小子胡润在中国弄出一个在统计学上没有多少意义的富豪榜的时候，正是‘致富’和‘光荣’这两个本不相干的词汇，开始逐渐分离的时候。此时利益多元化的社会基础已基本在中国出现，中国人对待财富的态度，也开始进入了不带意识形态的‘后致富光荣的年代’。富豪榜之所以被说成是‘杀猪榜’和‘通缉令’，正说明‘致富光荣’在意识形态上的‘神圣性’的终结。不过这个时候，致富行为的社会心理基础已经很牢固，而财富阶层也不再是弱不禁风了。他们不但在经济方面有极大的影响力，而且也掌握了较大的话语权，具备了很强的社会博弈能力。中国的很多事情，讲起来都有令人啼笑皆非的故事，但在中国特殊的背景下，却总有其合理性的‘妙道’。在那个一切都是‘主义’的‘单细胞年代’，邓小平以那个年代特有的权威，石破天惊地喊出了‘致富光荣’的口号。这句话虽然被认为是中国告别意识形态争论、走向务实发展的一个标志，但从话语逻辑来说，这实质上仍然是‘打着红旗反红旗’用意识形态话语‘旧句型’表达了改革开放的新思想。‘光荣’在中国现实的话语体系中，本身就是一个意识形态味道特浓的字汇。‘什么什么光荣’，也是中国人熟悉的众多居高临下的‘意识形态旧句型’中的一个。不过，非如此，不足以在旧罗网中闯出一条新路子来。
‘致富光荣’的口号，当然从来不包括不择手段发财的意思，而英国小子胡润，更没有充当富豪杀手之意。不过不少富豪在上榜之后便翻身落马、锒铛入狱，却是不争的事实。至于这些‘问题富豪’的‘问题’，到底有多少是作奸犯科的‘真问题’，又有多少是因为改革不到位导致的‘伪问题’，从来就不是泛泛而论就说得清楚的★(★马立诚在一篇回顾民营经济发展史的文章中说：‘人们的担心并不是没有道理的。据统计，20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在左倾思潮影响下，有名的私营企业家就逮捕并判决了200多个。罪名是“贪污”、“挪用公款”等等。’厉以宁也说：‘如果国有企业欠私营企业钱，是债务关系；如果私营企业欠国企的钱，却可能被戴上“侵占国有财产”的帽子，甚至是“盗窃国有资产”。在金融方面，国企欠银行的钱未还，会找出各种理由；而私企欠银行的钱，就可能被定成“诈骗罪”。’)。因为在体制的关键细节还没有到位、而‘说你行你就行、说你不行你就不行’的行政传统仍然具有巨大惯性的环境下，就算是经济学者，也都只好用寓言故事来让大家‘意会’。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