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致富光荣年代’(下)

A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周其仁教授就讲过这么一个有趣的故事：‘湖北黄州府出萝卜，有农民挑了萝卜进城去卖。城门口官府贴着告示，农民想去看，但愁于看不懂。正好，旁边有个秀才也在看，农民就问他告示上写了什么。这个秀才非常讨厌旁边这个正在吃萝卜的农民。于是他就念：“湖北黄州府不准吃萝卜。”农民就赶紧把萝卜扔了。秀才又念道：“扔了罚50。”农民急忙捡回来，秀才又念道：“捡回罚150。”’这是一个令人哭笑不得的故事，但如果以一种‘大历史’的眼光来阅读，便能读出这个古老国度的悲哀。总之，自从有了胡润的富豪榜之后，更具民间话语色彩的‘财富英雄’观念开始出现，带有意识形态神圣性的‘致富光荣’开始逐渐离场。而中国学者和公众舆论审视改革开放舞台的目光，也变得越来越分化，越来越尖刻、锐利和更具有进攻性。对於越来越壮大、越来越富有的中国民营企业家群体，中国公众舆论在羡慕的同时却失去了往日单纯而慷慨的敬意。而在更极端的例子中，‘仇富’现象和声音更是偶有所见、偶有所闻。胡润搞出来的中国富豪榜，虽然从来不被认为是中国私人财富的真实反映，其中所涉及的数字更没有被中国人当真。但是富豪榜至少揭示了一个确切无误的秘密——中国房地产业是富豪最集中的行业。地产商虽然不见得人人赚钱，地产财富更不见得就是巧取豪夺的‘不义之财’，但是作为一个整体，地产财富的积累过程，确实可以称得上是‘几何速度’。其整体崛起时间之短，历程之顺利，是中国其他行业所从来没有过的。财富积累的快慢，本来都是市场经济的正常现象。财富的正当性及光荣与否，更与财富积累过程的快慢无关，但树大招风却是中国久远的传统。中国的房地产业虽然可以从1992年算起，但是这个行业真正开始的时间是1998年，此前的市场空间极其狭小，能够成就财富的地产商在全国非常罕见。就是在1999年胡润第一次推出富豪榜的时候，榜中的地产商也只是少数，后来一年比一年多，‘中国富豪榜’几乎成了‘中国地产富豪榜’。另一方面，房地产开发常常牵涉到房屋拆迁，直接触及众多民众的利益。价格昂贵的房产所面对的销售对象，又正好是掌握不多的财富和较多话语权的城市中层社会群体。所有这些因素，都把房地产业置于一个在民意中不利的敏感位置。这个敏感位置，可以说是‘致富光荣’的神圣光环所光照不及或者至少是光照不强的地方。而这一状况，又反过来动摇了‘致富光荣’的神圣光环。这个‘旧瓶新酒’组合而成的改革新传统，大有‘银瓶乍破水浆迸’的惊险。

天风海雨汇‘天都’

B 后来，因为一批富豪英雄榜上的人物翻身落马，‘仇富说’和‘原罪论’乘虚而出，搞得大家多少有点‘似曾相识燕归来’的疑惑。虽然无论是‘仇富说’还是‘原罪论’，都不足以让江河改道、潮流逆转，不过中国舆论环境对财富态度已发生微妙变化，‘后致富光荣时期’正在开始，却是不可否认的。在这微妙的变化中，素来视筚路蓝缕的民营经济为中国希望所在的媒体，也改变了过去一贯的敬意与好感。作为中国民营经济的‘标签式’人物和企业，从来都是‘媒体宠儿’的楼忠福和广厦，在一心一意地埋头运作全国瞩目的天都城项目时，也切身感受了一次‘后致富光荣年代’的海雨天风。进入新千年的楼忠福和广厦，虽然早已经不需要像过去那样筚路蓝缕地艰难打拼了，不过他处世为人和经营企业的基本信念并没有变。‘有多大胸怀做多大事业’、‘民营企业不讲政治就没饭吃’、‘遇到任何困难都不要抱怨’、‘做一点事业，交一世朋友’和‘用人不能求全责备’——这些伴随着他一路走来的朴素观念，在事业做大之后仍然是他坚持不懈的基本原则。从本质上讲，楼忠福和广厦事业的成功，基本可以说他这些做人处事原则的成功。不过世事无绝对，人间也没有永远一帆风顺的事情。向来在交友和用人问题上不曾有过大失误的楼忠福，偏偏在视同命根的天都城项目上，‘被友情撞了一下腰’。对于这些事情，信奉‘有多大胸怀做多大事业’的他只是淡然一笑，便让往事随风了。他甚至从来不曾想到过用法律的途径去解决问题。但了解事情来龙去脉的人却认为，这是能让人吐血的致命一‘撞’，是赤裸裸的‘要挟’和‘敲诈’。楼忠福不但为此付出了巨大的经济代价，更为要命的是，天都城项目最为关键的土地手续也因此而被耽搁了，整个项目险些横遭腰折。

‘被友情撞了一下腰’之后，2002年底，天都实业有限公司的新任董事长郑可集临危受命。此时，郑可集才发现问题的严重——天都城的用地问题已经错过了关键时间，整个项目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土地危机。这是怎么回事呢？天都城项目6579亩的用地，虽然已经有了出让协议，不过真正办理了购买手续的只是其中一部分。由于项目巨大，当时是按照‘分期建设，滚动发展’的模式来开发的，所以6579亩土地并不是一次性购买，而只是购买其中的部分土地，还有很大部分已经签订了出让协议的土地，没有办理购买手续。2002年5月国土资源部出台了11号文件，叫停了中国土地市场已沿用多年的土地协议出让方式，要求从2002年7月1日起，各类经营性用地，必须以招标、拍卖或者挂牌方式进行公开交易。天都城本来有足够的时间在新文件生效之前完成土地买卖手续，可是却因为用人不善而被白白耽搁了。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万一用地无法解决，整个项目被腰斩，那么广厦前期基础设施上投入的数亿资金，只能为他人做嫁衣裳，而自己则血本无归。郑可集走马上任的时候，正好是中国土地政策、房地产市场和整个宏观经济环境开始步步收紧的时候。随后科学发展观出台，中央开始调整过去片面强调速度的发展模式，不但一度被热捧的‘经营城市’、‘经营土地’概念一下子被‘速冻’，杭州规划中的地铁项目也一起被‘速冻’了起来。规划中的杭州地铁本来要连接天都城的，现在被突然叫停了，对于要做杭州‘卫星城’的天都城，无疑是一个巨大的‘利空’。由人事危机导致的土地危机还没有解决，现在外部环境又出现‘过山车’式的急转弯，受命于危难之际的郑可集可真是腹背受敌、内外交困了。但麻烦并不到此为止，紧接着，又飞来了一场‘喝倒彩’的传媒危机。2003年上半年，针对天都城的种种不利的报道一个接一个出场，曾被视为‘企业经营城市’典范的天都城和‘造城英雄’的楼忠福，立即被推进非议和质疑的漩涡中心。一时间，天风海雨共汇天都城，‘危城’、‘惊梦’的流言乱飞，‘空打算盘’之声四起。起哄者大有‘杀君马而后快’的道旁儿恶作剧心态，似乎要以拱倒天都城、搞翻楼忠福为乐事。一直是‘媒体宠儿’的楼忠福，此时真有点‘海雨天风独往来’的感慨，而广厦内部也有点人心惶惶。具有众口铄金传统的中国，舆论的力量历来是不可小看的，何况改革开放到了新千年之后，很多问题的是非对错已经不是一眼就能够看出的。以制造轰动效应为职业能事的媒体，很多时候是在喧嚣中丢失了真问题，甚至成了历史进程中‘杀人骏马的道旁儿’。多年来一直为中国民营经济力量仗义执言的张维迎，就曾多次警告‘不能低估这种舆论对中国企业生存发展的危害性’。因为在信息不对称的世界里，谣言不知道来自何方，只要相信的人越来越多，这个谣言就会变成事实。所以常常出现‘所有的人都给你送挽联、花圈，那你一定死定了’的可怕局面。更为严重的后果是，中国的社会舆论容易‘挥发’成‘易燃易爆’的政治空气，到这个时候，一旦谁再在哪条‘纲线’上弄出一点火花，那么连人带生意立即就有变成‘祭品’的可能。当然也有反过来的时候，比如被邓小平‘钦定’不能再‘动’的傻子年广久，就是这样的幸运者。但这种全国仅有的特例，不是谁都可以心怀侥幸的。对于这些，能够存活下来的民营企业家们比谁都明白，一路拼搏过来的楼忠福自然更明白。所以，2003年的楼忠福并没有乱，而天都城的工作也没有乱。外部环境的变化虽然造成了困难，但天都城的基础非常扎实。最关键的土地虽然存在变数，但在这个最敏感的问题上，素来强调‘讲政治’的楼忠福始终没有急功近利，也没有留下民意责难的后遗症。无论是征地拆迁，还是失地农民的补偿、安置和就业问题，他都作了最妥善的处理，甚至比政府考虑得还要周到。整个天都城项目动工以来，没有出现过任何上访告状的问题，这个最大也是最根本的‘政治’工作无懈可击。天都城项目作为一种全新的运作模式，从一开始都得到浙江省、杭州市政府的肯定和大力支持。在中央层面，建设部从一开始也是非常支持的，并把天都城项目列为‘建设部小城镇建设试点项目’。虽然现在宏观政策有变，但中国城市化的问题仍需要探索解决之道，叫停‘经营城市’的政策，不等于一刀切否定所有已经开始的探索。另一方面，信奉‘回报社会是企业家天职’的楼忠福和广厦在社会公众中的口碑一直很好。无论是在东阳、金华、杭州、浙江还是全国的层面，楼忠福和广厦一直非常慷慨地捐助社会公益事业。这些都是有案可查，有目共睹的。这些‘题外之事’虽然与天都城项目没有直接关系，但在天都城出现困难的时候，却都成了非常重要的有利因素。在各方面都处于急剧转型过程中的中国，这些看似跟企业经营并没有直接关系的‘题外事’，恰恰可能是每一个真正能够存活下来中国民营企业的共同秘密。

C 联想的柳传志就毫不隐讳地说过，在1993年、1994年之前，他要用50%的精力来对付与企业经营无关的‘题外功课’，以保护企业能够生存下来。而创维的黄宏生也感叹民营企业是‘野生的孩子’，死不了的都有特别强的生命力，不是一阵风雨就能摧垮的。柳传志和黄宏生都是电子行业的，面对的外部环境相对来说要单纯得多。他们尚且有如此沉重的感慨，那么对于从事房产、建筑和众多其他产业的楼忠福来说，所面对的外部环境之复杂、所要做的‘题外功课’之高难，自然不难想象了。也正因为楼忠福和广厦的‘题外功课’向来做得扎实，所以在每一个关键时刻都能够得道多助，而不至于墙倒众人推。在天都城处于最困难、外界质疑声音最猛烈的2003年，浙江省和中央的官员和学者都先后到广厦和天都城考察，并在言论上替天都城‘保驾护航’。另外，在2003年9月的一次规格堪称‘绝顶高度’的城镇化论坛上，天都城的经验更是罕有地获得一众高官和学者的肯定。2003年9月14日，一个名为‘中国特色城镇化论坛’的研讨会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举行。这个研讨会的主办单位是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和经济日报社，协办单位是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宏观经济研究室，广厦集团则是这次会议的特邀单位。出席这次论坛的嘉宾个个都是人物，不妨看看这份沉甸甸的名单：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蒋正华、全国政协副主席郝建秀、建设部部长汪光焘、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副主任朱之鑫、国家统计局副局长丘晓华、农业部副部长刘坚、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副部长王东进、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王梦奎、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鲁志强、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郑新立、中央政策研究室经济局局长李连仲、国土资源部土地利用司副司长吴海洋、中国银行浙江分行行长段永宽、经济日报总编辑冯并以及浙江省政府副秘书长楼小东。如此高规格的论坛，自然吸引了很多新闻记者到场，包括香港的媒体。这次论坛的主题虽然是中国城镇化问题，但天都城却是热论的一个案例。楼忠福在论坛上作了《小城镇，大文章》的演讲，向出席论坛的嘉宾介绍了天都城运作过程中的经验。那些分量沉甸甸的嘉宾，几乎都肯定天都城为中国城镇化所做的大胆探索。前来参加论坛的众多新闻单位的记者也把这些消息传播了出去。此后，围绕天都城的‘危言’很快就跟着平息。后来，因为国土资源部在2002年5月出台的11号文件在全国牵涉的土地问题众多，全国各地的土地市场有大量的‘历史遗留问题’需要处理，所以11号文件不得不作出适当调整。2004年3月31日，国土资源部和监察部联合下发了《关于继续开展经营性土地使用权招标拍卖挂牌出让情况执法监察工作的通知》，把土地市场‘历史遗留问题’的处理期限推迟到2004年8月31日。天都城的‘土地危机’问题也因此而顺利解决，一度天风海雨会聚的‘天堂都市’再次‘月见云开’。感觉‘月见云开’的当然不止广厦，这是整个中国地产界共同的巨大‘利好’。如果没有这次政策调整，整个中国市场上可能因此而留下一大批问题工程，同时也顺带给本来就非常严重的中国金融问题再添一笔巨大的坏账。其实从全局的角度看，这个‘利好’并不只属于地产商，也属于中国经济列车上循环着的众多链条。国内很多媒体都把这次土地政策调整，看作是中国地产商影响中央政策的一个案例。如果这种市场经济本就应该有的灵活互动真的存在，当然是一个可喜的新趋势。这不但说明中国企业界具备了影响政府决策的能力，也说明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的中央决策，越来越具备市场经济条件下应该有的弹性性格。民营力量改变中国的可能，真的值得期待！

参考附件8 《中国经济时报》2004年9月17日

关于民间投资城市基础设施情况的调查(节选)

■权威报告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技术经济部郭励弘

D ‘十五’以来，从政治层面到经济层面，都为民营经济和民间资本提供了越来越宽松的宏观环境。寸草报春晖，无论东部地区还是中西部地区，民间投资城市基础服务已经形成潮流，而且有日益汹涌之势。

有限政府的作为：

浙江以民间资本为主

浙江省发挥民间投资优势，走出了一条主要通过市场机制建设城市的路子，走在全国前列。在政府投入较少的情况下，一座座现代化的城市、一个个崭新的小城镇在崛起。在这样一个雄浑的背景之下，2003年在慈溪奠基的杭州湾跨海大桥成为一个标志性的建筑；它不仅是世界上最长（全长36公里）的跨海大桥，也不仅是国内投资最高（118亿元）的大桥，而且是第一个由民间资本控股的国家重点工程。

浙江为民间投资基础服务设施提供了很多教益。

1. 从工业推动、商贸带动到产业化投资

浙江省依靠农民走农村工业化的道路，也同时推动了很多小城镇的兴起，中国第一座农民城市——苍南龙港镇的脱颖而出，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这个小渔村在十几年的时间里，一方面发展出一大批民营工业企业，另一方面依靠民间投入建起了拥有15万人口的新城。

浙江民间投资通过商贸带动城市化，在全国具有典型性。义乌、柯桥等城镇的迅速扩展，都是与当地集贸市场规模日益扩大，组织形式、交易手段、市场功能日益创新，从量的扩张到质的提高分不开的。

无论工业推动还是商贸带动，民间投资基础设施领域还只能算作是初级形态，是农民和民营企业为了解决自身需求而进行的必然的、被动的投资活动。待到民间资本壮大到一定程度，就出现了规模化、专业化、产业化地投资于城市基础设施的高级形态，不管其初衷是出于资本增值目的还是出于广告效应、公益光彩等其他考虑，总之已经进入到自由的、主动的投资阶段。

浙江省有堪称雄厚的民间资本，浙江人有‘宁为鸡口不为牛后’的老板心态和不局限一隅的宽阔目光。只要假以时日，以创业精神造就了欧洲新一代华侨的浙江人，将会在全国的城市建设中大放异彩。事实上，东阳的广厦集团就以‘造城运动’为己任，从单一的土建承包向市政、水电、路桥发展，向医疗、旅游、教育领域进军，不仅正在‘造’余杭的天都城（占地6579亩），而且还西进重庆‘造’广厦城（占地1050亩）。

2. 政府主导，市场运作

浙江省因势利导，提出‘政府主导，市场运作’的方针，一方面放宽准入限制，另一方面为民间资本投入基础设施产业创造了较为宽松的体制和政策环境。不要小看了这个八字方针，各级政府中有许多就是删掉了中间那个逗号，结果政府与民间资本的关系面目全非，变成了‘政府圈钱，为我所用’。

政府依循市场经济规则去主导，一是表现为政府资金搭台，民间资本唱戏。政府不是不出钱，而是相信民间投资的效率效益更高，因此把工程项目交给民间资本去运作。以杭州湾跨海大桥为例，宁波交通投资公司等几家政府的企业占股49.74%，宋城集团等17家民营企业占股50.26%，政府真的再也出不起0.5个百分点的资本金了吗？显然不是，而是希望以民间资本为主唱好这台大戏。宁波交通投资公司在甬金高速公路宁波段2.3亿美元的总投资中，以10%的股份吸引其他90%资金入股；在宁波绕城高速公路36亿元总投资中，以20%的股份引入其他80%股份。正因为政府在城建投资中早就形成了这样的模式，所以在国家级的大型工程上也没有更多争议。

二是表现为政府为政策变更付费，信守对民间资本的承诺。例如，宁波市的大契——西坞高速公路是政府与民间共同投资，为了充分发挥北仑港的作用，政府决定减免集装箱在大西高速的通行费，但是民营投资方则提出没有理由为政府行为买单；市政府认为民营投资方的意见充分合理，决定自己掏钱为减免的通行费付账，第一年掏了800万元，第二年还将掏出1000万元。政府遵守信用，避免因政策变更而导致民间资本受损，这在转轨时期的中国是极为难得的。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