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国人国力
A
北京是一个浓缩了时间和历史的地方，所以有历史感的人到了北京自然是诗兴勃发的。1954年夏天，‘进京赶考’没有多久的毛泽东就写下了大气磅礴的《浪淘沙北戴河》：
大雨落幽燕，
白浪滔天，
秦皇岛外打鱼船。
一片汪洋都不见，
知向谁边？
往事越千年，
魏武挥鞭，
东临碣石有遗篇。
萧瑟秋风今又是，
换了人间。
在进入新的千年后，这个旷世名篇读来仍然让人觉得荡气回肠，历久弥新。
‘营造鼓励人们干事业、支持人们干成事业的社会氛围，放手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和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以造福于人民。’以上这段话是前国家主席江泽民在2002年中共十六大报告中说的。十六大开完后，‘与时俱进’这个源自《易经》的古老成语也开始在中国流行。
从历史的后台走向时代的前台
B
1999年，民营经济向来领先全国的浙江省有一件新鲜事。这年评选出来的浙江省劳动模范中，民营企业家有12位。这个数字在百多人的队伍中不算多，但这是一个巨大的突破，也是一个风向标。1999年，不断让世界惊诧地发出尖叫的中国有两件新鲜事。第一件事就是曾经在1997年7月1日香港回归中国前夕预言‘香港已死’的美国《财富》杂志，将这一年的‘财富全球论坛’第一次在中国大陆的土地上召开。会议地点就放在中国内地最大的直辖市——上海。这个动作可以看作《财富》杂志第一次修正自己对香港同时也是对中国的错误看法，因为它的编辑们在1997年7月以前不相信回归后的香港可以‘舞照跳，马照跑’。两年之后的2001年《财富》第二次修正自己对香港的看法，把2001年的‘财富全球论坛’放在香港。这些都是相关的后话了。半个多世纪前的上海，★(★改革开放之后，中国人喜欢说‘团结一致向前看’。但是对于上海这个城市，人们越是向前看，越是绕不开它的过去。或者说，在整个中国，没有任何一个城市像上海那样，能够把他们的‘怀旧情绪’和‘向前看’如此和谐地融合起来。老迈的北京不能！少年的深圳也不能！这大概就是为什么以北京为总部的《中国青年报》会问‘外滩建筑群到底是什么样的文化遗产’，而以上海为总部的《解放日报》却反问‘上海外滩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到底惹了谁’。双方争论真让人想起了李鸿章的疑问——‘一万年来谁着史’。中国这数百年并不让人感觉荣耀的历史到底是谁书写的呢？)不仅把整个中国都当成乡下，而且把香港、新加坡和东京都视为‘小家碧玉’。它曾经是中国财富最集中、远东地区最繁华、最具影响力和魅力的城市，同时也被认为是打开中国现代化之门的钥匙。美国学者罗兹墨非就写了《上海：现代中国的钥匙》一书。可惜历史在不经意间拐了一个弯，绕过了黄浦江而一路南下，直到珠江口西面的一个小岛才收住了脚步——真正打开中国现代化之门的钥匙是香港而不是墨非所以为的上海。罗兹墨非本人后来也不得不承认‘上海是上海，中国是中国’——其实这仍然是一个需要修改的看法，至少从目前看，更贴近实际的看法，应该是‘香港是香港，中国是中国’。第二件事就是英国小子胡润第一次弄出了一个莫名其妙的福布斯中国富豪榜。这个榜只有50人，楼忠福也被排到榜上。虽然楼忠福跟所有上榜的富豪一样，并没有把这个榜看成是一个值得认真对待的东西，更没有把这看作是一种荣誉，但这个榜的社会影响力却是巨大的。它不但给中国民间话语增加了一个新的关键词，更把中国民营企业家阶层整体推向社会舆论关注的中心。到后来，中国内地的媒体也不服气了——你一个英国小子能搞，我们也能搞吧，于是各种名目的富豪榜也一个接一个地出笼。★(★观念的演进和社会的变化，并不是计划出来的，而是由很多偶然的因素碰撞出来的结果，这大概就是哈耶克所说的‘自发秩序’吧。)
1999年之后，楼忠福这个名字便与‘中国富豪’联系在一起。关于楼忠福和广厦的报道，从此也开始带上一个‘福布斯富豪’的标签。
2000年5月1日前，楼忠福被评选为全国劳动模范。这个历史悠久的国家荣誉，在民间话语越来越活跃的中国，虽然受公众关注的程度已经远不如新鲜出炉又莫名其妙的福布斯中国富豪榜，但是这个荣誉的分量却绝对不轻。楼忠福与来自全国各地的全国劳动模范一起出席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的表彰大会，并受到江泽民、李鹏等当时中国国家最高层领导人接见。这项重大的国家荣誉，过去历来是颁给陈永贵这样能够开山劈石的农民和王进喜这样‘能让地球抖三抖’的国企工人的。现在却颁给了富有的民营企业家楼忠福，而且还是一个刚刚上了榜的福布斯富豪。这可真是‘往事越千年’——跨进新千年的中国，确实是迅速地变了。就像《交锋》和《变化》的作者凌志军所说的，‘一个国家，有时候会在惊心动魄的浪潮卷过之后，却好像什么也没有改变；有时候又会在不知不觉之中走出很长一段路程’。★(★真正的政治智慧从来就不是个别政治领袖浪漫的诗意联想和急功近利、兴师动众的政治运动，所以我们的祖先才会说‘治大国如烹小鲜’，而我们老百姓也说‘心急吃不了热豆腐’。在一个充满不确定性，同时又是人类理性不及的现实世界里，实践经验永远是最好的导师，所以信奉经验主义的英国绅士文化，比迷醉于浪漫主义的法国骑士文化能够走得更远——前者赢得了世界，而后者只赢得了革命和情人。)
楼忠福和广厦集团对这个荣誉都非常看重，广厦集团的职工为此而大事庆祝了一番。庆祝晚会上，楼忠福和广厦的职工在欢乐中嬉闹成一片，喜欢‘搞搞新意思’的职工还拿着香槟酒互相喷射，用花瓣‘打仗’。场面之轻松和欢乐，就跟开生日晚会一样，完全不同于过去‘劳动模范’宣传片中那种刻板、沉重和不自然的气氛。不过，在变化越来越快的中国，福布斯富豪当选‘全国劳动模范’的新闻，很快就算不上特别新鲜的事情了，因为同样新鲜的事情正日渐多了起来。2002年11月，中共十六大举行的时候，有3位福布斯富豪成了十六大的党代表，而十六大党代表当中的民营企业家共有5位。这一‘与时俱进’的新现象，被嗅觉灵敏的媒体戏称为‘董事长做客中南海’。其实个别民营企业家确实是应邀去了中南海，因为中央领导人想预先听听他们对十六大报告初稿的意见。楼忠福没有成为十六大的党代表，不过他却与中国所有民营企业家一样关心中共十六大报告的内容。当中央电视台直播江泽民宣读十六大报告的时候，楼忠福放下所有的事情，一个人静静地躲在办公室里收看。他几乎是从头到尾都正襟危坐地盯着电视听报告的。看完报告之后，兴奋的楼忠福立即打了两个电话。第一个电话是打给广厦集团党委书记卢志信的，楼忠福跟他沟通对报告的看法和安排职工学习十六大报告的事情。第二个电话是打给老朋友、中央政策研究室经济局局长李连仲的，楼忠福邀请他尽早来广厦给职工作关于十六大之后中国改革形势的演讲。像李连仲这样的学界朋友，楼忠福在事业做大之后，已经交了不少，楼忠福后期的不少商业决策往往都有学界朋友的启发。中共十六大不但被认为是中国民营经济的又一个春天，同时也被认为是中国改革的又一个里程碑。洋洋二万八千言的十六大报告，其中的每一个字可能都经过反复斟酌，不过对于中国民营企业家群体来说，他们印象最深刻的可能是下面一段：‘包括个体户、私营企业主在内的新的社会阶层中的广大人员，通过诚实劳动和工作，通过合法经营，为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和其他事业做出了贡献。他们也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嗅觉灵敏的中外记者，都把这几十个字从厚厚的十六大报告中‘打捞’了出来，新闻记者们都清楚，这正是中国民营经济力量期待已久的‘定心丸’。十六大之后，像楼忠福一样感觉‘吃了定心丸’的中国民营企业家不在少数。这个表面风光富有，但实质上十几、二十年来内心一直如履薄冰的群体，似乎突然变得轻松了许多，就算在公共场合说话，也不像以往一样‘字正腔圆’了。这种巨大转变，连一向在公众面前不苟言笑、一副谦谦君子模样的联想集团的柳传志也不例外。在十六大闭幕后不久举行的一次‘中国企业领袖年会’上，柳传志就说了很多掏心窝的话。
‘总体来说，十六大修改党章是特别好的事。咱们国家在解放后，我国共产党明明是执政党，但老按革命党的方式来做事，所以不稳定。现在提出中国共产党不仅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也是人民的先锋队，中华民族的先锋队，这样我们大家心里就踏实了。我上学的时候，一些同学学习成绩非常好，但不能考大学。有一些同学在农村做事特别小心，做得特别好，但没人理他们。因为他们都是地主的子女。那个时候有点像元朝一样，把人分成好几类了。在这种情况下，这个国家人民的积极性都不能提高起来。所以十六大修改党章，这事本身就特别能释放民营企业的积极性。我觉得民营企业家看到定心丸了……’事情的发展正像中外观察人士所期待的一样发展，2003年刚开始，十六大报告中的‘定心丸’就产生了‘药效’——与中国民营企业家有关的大新闻一个接一个地出现。2003年春节刚过，楼忠福‘刷新’了自己四年前当选全国劳模的‘新闻纪录’，当选为第十届全国人大代表。很多杭州市民都在这个春节，看到位于杭州市玉古路的广厦总部大厦有一条巨大的红幅：热烈祝贺楼忠福同志当选为十届全国人大代表。其实这个条幅应该还加上广厦重庆一建董事长郭向东的名字，因为他也当选为全国人大代表了。郭向东是在重庆当选的，他的身份也是重庆的全国人大代表。不过这并不影响整个广厦集团拥有两名全国人大代表的事实，因为广厦重庆一建是广厦集团控股的成员企业。一个企业集团有两名全国人大代表，放在过去可算是部级国有企业才有的‘政治待遇’了，但现在这个事实却发生在一个民营企业集团身上了。
C
同样让人感到震撼的是，在浙江一个省，与楼忠福一起成为第十届全国人大代表的民营企业家有14位。整个浙江代表团的人大代表是89位，民营企业家比例之高，全国无双。而在全国2900多名全国人大代表中，民营企业家更达到200位。另外，第十届全国政协2238名委员中，也至少有65名来自民营企业家阶层。★（★对民营企业家参政，不同人有不同看法，《瞭望东方周刊》记者方亮、陈键兴、张玫是这样看的：‘与荣毅仁不同，他们是新一代“红色资本家”。他们更与共和国历史上那些由工农到政要“贫而优则仕”的人们不同——他们的最大特征是有钱，是“富而优则仕”。出席“两会”，便一脚迈入了国家最高权力殿堂。但要放到20多年前，他们被打倒后再踩上一万脚，也不会有人同情。没有更好的例子能像世纪之交的中国这样显明了：由贱而贵就是转瞬间的角色变换。……在社会主义的中国，“资本家”与共产党的关系如今可谓如胶似漆——人们如此理解他们身上的红色光环。这真是世界上最独特的风景之一。’）这是一个飞跃性的突破，在1998年产生的第九届全国人大代表中，民营企业家代表不过50人。再往前推10年，第八届全国人大时，全国2900多名代表中总共只有8名民营企业家。2003年中国还有一个突破，全国有8家民营企业首次获得全国‘五一’劳动奖状，有3位民营企业家获得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在改革锐气和风头越来越劲的浙江，2003年产生的第十届省人大代表中有董事长、总经理头衔的代表共有96名，占全部641名代表的15%左右。这当中绝大多数都是民营企业家。面对这些巨大的变化，也难怪中外传媒都以‘一个新阶层的崛起’、‘民营改变中国’、‘老板从政’、‘民营企业家从政元年’等文字为标题，大量报道出现在中国民营企业家群体中的最新变化。不管民营企业家进入人大和政协是不是中国民营企业家从政之路的开始，十六大之后，中国上下越来越多地把中国民营力量与中国的国家力量联系在一起，并对此寄予无限的希望——这是一个非常可喜、可贵的认识。其实无论对于中国民营企业家，还是对于整个中国，‘力量’才是一个真正的关键词，★(★《赢周刊》发表的《民营改变中国》一文对中国民营企业家力量有很美好的预期：‘一切的欣欣向荣、一切的蒸蒸日上、一切的日新月异，因为一种新力量的崛起，而赋予社会改革的动力和变化的欲望。’)至于企业家从政不从政，只是一个比较次要的问题。而事实上，他们也不是真正的从政，至多只能说是参政。具有久远的‘学而优则仕’传统的中国社会，从来就不缺少从政的人才。中国社会所缺少的，是不戴‘红顶子’而仍然能够坦然从商的社会环境和不鄙视商人（企业家）的文化。中国数千年历史中商人群体起起伏伏的宿命，其实也是中国‘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的社会宿命和‘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做官）高’的文化宿命。中国内地年轻学者秋风在一篇《企业家之仁》的文章中非常清晰地论证了中国传统社会中，商人（企业家）和政治权力的关系。他说，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商人往往本能地依靠结附权力，以金钱来购买保护。然而，依附权贵，固可‘强’于一时，但时移势易，最容易被牺牲的，也正是商人。事实上，让他们丧失财产的，经常就是权力。因而，商人（企业家）不可轻易地与权力做交易——否则迟早会被权力吞噬；但企业家也不应对于自己的财产权漠然置之。所幸今天，人类已经有了丰富的宪政知识，企业家欲保护自己的财产，自当诉诸于财产权制度及与其相应的一整套宪政制度。秋风还语重心长地提醒说：‘如何正确地认识自己的利益，到哪里寻找正当地保护自己利益的制度框架，对于企业家来说，是一个现实的挑战。’
力可济国的国力(上)
D
2001年5月，楼忠福打破一个传统，把广厦集团的年中工作会议第一次放在浙江之外的重庆召开。依照广厦的传统，广厦重要的工作会议都有东阳和金华的政府官员参加，而这次更是格外隆重，不仅东阳市委书记和金华市委书记出席了，重庆市委副秘书长也出席了。这次会议更让人耳目一新的是，广厦集团260多名中层干部包了一架专机从杭州直飞重庆。包专机飞到总部之外的另一个城市开会，这在国外倒是常见的企业行为,但在中国企业界，就算是垄断性的大国有企业，也不曾有过。不过，这只是广厦一个新传统的开始而已。其后，广厦几乎每年都把重要的工作会议放在杭州总部之外的城市召开了。2002年广厦的年中工作会议放在北京，2003年放在西安。2004年楼忠福本来想再搞一个突破，把会议放在澳洲，因为广厦国际集团在澳洲也有业务。但是考虑到各方面的因素后，楼忠福最后放弃了这个决定。不过广厦还是包了专机，让整个集团的优秀职工到澳洲旅游了一趟。在2001年的重庆工作会议上，楼忠福吹响了广厦第三次创业的号角，并开始对家大业大的广厦集团的治理问题进行一系列的战略性调整，同时还聘请北大经济学院副院长刘伟和清华大学管理学院教授魏杰为广厦集团专家董事。在2002年5月的北京会议上，广厦战略调整的具体措施出台。楼忠福的大儿子楼明从这次会议开始，挑起了广厦总裁的担子。更多的年轻才俊跃上前台，他们在以楼明为总裁的经营班子内共同承担着广厦的‘今天’，而楼忠福和创业元老则把目光盯着广厦的‘明天’。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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