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置的前言梳理历史的长发
历史是一头公有的长发
每个人都应准备一把梳子
从林则徐到吴敬琏——一条老藤，无数苦瓜
A 鸦片战争一役，大清能臣林则徐并未能为满人的大
清帝国和‘天不变、道亦不变’的中华文明打出一个海晏河清的局面。文明板块的撞击，倒是很快震裂了中华的苍穹，一块巨石从天而降，化作一个‘三千年未遇之奇变’的参天问号。斯时至今，大凡有点家国情怀、历史眼光的中国人，无论是居庙堂之高，还是处江湖之远，只要开始迈开思维的脚步，就都无法绕过这块落自苍天的问号——‘如何结束灾难，如何复兴中国’。
一百多年来，我们的中华民族可以说是灾难接着灾难，屈辱连着屈辱，危机跟着危机。对亡国灭种的忧与惧，对中华文明的痛与恨，曾深深折磨着中华的仁人志士★(★梁启超在李鸿章死后不久所写的《李鸿章传》中说：‘念中国之前途，不禁毛发栗起，而未知其所终极也。’到陈独秀、鲁迅等‘五四’一代的时候，甚至连汉字都差点被连根拔掉。)，林则徐、魏源奇变一代如此，康梁戊戌一代如此，孙黄辛亥一代如此，陈独秀、鲁迅五四一代也依旧如此。而绝对孤独中的陈寅恪和顾准同样绕不过‘娜拉走后怎样’的天忧。
‘结束灾难，复兴中国’成了中国这一百多年来最基本、最核心、也最紧迫的问题★(★在民族危机深重的1938年，蒋廷黻先生在《中国近代史》中说：‘近百年中华民族根本只有一个问题，那就是：中国人能近代化吗？’)。改革开放后活跃起来的知识分子，如李慎之、袁伟时、吴敬琏、茅于轼、朱学勤等，在谈起自己的学术生涯的心路历程时，也大多把对于‘结束灾难，复兴中国’的追问和求解，视为自己学问研究的第一、同时也是终生的推动力。
1945年之后，亡国灭种的危机总算缓解，但是神州大地上的灾难却仍未见减少。其后，一个旧世界被砸烂了。一切‘牛鬼蛇神’、‘害人虫’和‘资本主义尾巴’也被横扫净尽了。但是这个灾难原本就深重的民族和国家，也被推到了奄奄一息的边缘。浩歌狂热之后，面有菜色的中国人终于看见天上的深渊与天、地、人‘其乐无穷’地斗了几十年的国人突然发现，自己的口袋和脑袋也被斗得‘一无所有’。
B
此时，一个并不算高大、也没有多少‘帝王相格’和‘帝王习气’的身影正从中国政治舞台的边沿向中心回归，这次真是‘事情正在起变化’了——中国的国运正到了否极泰来的转折点。在后世的史家眼中，这一幕必然悲壮如摩西带领犹太人走出埃及。
1978年中国共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这一次真正是‘时间开始了’，但是太多的灾难、太多的屈辱、太多的险恶、太多的绝望、太多的自相残杀和太多的‘无端狂笑无端哭’，已经让这个民族清醒体味到‘结束灾难，复兴中国’的艰巨、复杂和欲速不达了。
走过1989年，走过1992年，走进新的千年，也走进了中国共产党的第四代。中国人用自己的设备遨游了太空，中国经济的起落正在左右世界的物价，中华民族的信心曲絬，正攀向1840年以来的最高点。
自信从来不在举国狂呼‘战天斗地’、‘一句顶一万句’的时候出现，真正的自信总是与清醒和谦卑为伍。所以苏格拉底的名言——‘我所知道的只是自己的无知’★(★苏格拉底的话，换成耶稣的话，就成了‘人都有罪’。而正是这两句话，让欲假‘圣人’和‘天子’之名强奸和奴役天下的欺世狂徒在欧洲无处遁形。基督教传遍欧洲，正是罗马帝国走向没落和瓦解的时候，此后欧洲再没有大一统的专制帝国出现。)，才会成为数千年来人类最有力的棒喝。
第四代中国领导人，是最自信也是最清醒、谦卑的一代，所以他们对人的极限是清醒的，对中国人一百多年来的苦难、屈辱和绝望是深有感受的，对复兴中国的困难是有充分估计的。2003年温家宝总理访问美国时，对着哈佛大学的学生说：‘中国要达到美国这样的水平，至少还要两百年的时间、几代十几代人的奋斗。’时间只是一个必要条件。参天的问号，仍然高悬天空！
容不下商人的柜台，也容不下书生的书桌(上)
C 从旧中国的‘士农工商’到新中国的
‘工农兵学商’，在中国的社会生态群落中，商人群体，除非不存在（在所有的‘资本主义尾巴’都被割掉之后，知识分子成了垫底的臭老九，这可能是中国历史上仅有的孤例。看来连商人都不能容忍的年代，瞧不起商人的‘士’也是不会好过的！），只要存在则始终都是排到末尾。晚清和民国尽管专门制定了鼓励工商业的政策，但是这毕竟不是我们文明和社会自发演变的结果，而是因应危机的被动选择，所以在主流意识当中，商人的地位并没有改变，一旦时机成熟必成众矢之的。
谈起林则徐和鸦片战争，多数中国人自然把愤恨的矛头指向大英帝国。然而如果我们不是仅仅从教科书上学习历史，而是多读一点哪怕是中国人自己所记录的鸦片战争历史，这种仇恨的态度也会立即缓和下来。林则徐★(★关于晚清人士的愚昧，魏斐德的《大门口的陌生人》、马廉颇的《晚清帝国视野下的英国》和袁伟时的《帝国落日：晚清大变局》都有比较深刻的描述。)1839年奉命到广东禁烟，但是他的轿子还没到湖南，他缉拿中国‘奸商’的命令已经到达广州。所以民族英雄林则徐到广州的第一件事情，并不是跟英国人论理，而是不经过任何审讯就杀掉一批被认定是与英国人勾结的广州商人。
下马立威，本是中国几千年的官场智慧，但是如此轻易地拿自己同胞的人头来恐吓远道而来的洋鬼子，却只有中国人才做得出，也只有中国人才认为是合法合情合理的官场智慧。这样的官场智慧，在整个鸦片战争和近代涉外危机中，还有很多很多，总之清朝的官老爷总是动不动就拿中国同胞的人头表白抵抗的决心或者是媾和的善意。
此外，他们还喜欢用禁止贸易的方式来配合战争，因为他们以为洋鬼子没有茶叶和大黄清解肠胃，三月之内即死亡，所以下令禁止茶叶和大黄出口。但是他们所预期的效果并没有出现，反而是浙江、福建和广东等地的经济遭受了沉重的打击。而依靠这样的英雄和这样的文明来对抗‘船坚炮利’的洋人，又焉能不在‘亡国灭种’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呢？
晚清和民国都鼓励工商业，但是传统文明中蔑视商人和随意干扰经商活动的惯性，仍然让中国商人无法真正生存，光是地方官吏的压榨就难以承受，为此很多中国商人选择了与洋人挂靠的办法，用现代的话来说就是戴‘洋帽子’★(★为了躲避地方官吏的敲诈，中国商船不得不挂外国国旗。吴思在《血酬定律：中国历史中的生存游戏》一书中，详细介绍了‘洋旗的价值’。)。通过戴‘洋帽子’确实为他们的生意免除了很多不必要的干扰和欺压，但是‘洋买办’和‘假洋鬼子’的称号至今还是中国话语中分量很重的蔑称。
D 在一个以做官为本位而且对商人歧视
和不信任的社会里，‘官办企业’、‘国有企业’的出现自然是必然的结果了。从晚清的洋务运动到孙中山、蒋介石的民国，再到‘一大二公’的苏式计划经济，其实‘官有’、‘官办’、‘国有’思想可以说一脉相承★(★‘官有’和‘国有’跟官本位文化互为表里，在杨小凯看来都是‘国家机会主义’或者‘政党机会主义’的表现。而百年来中国经济失败的祸根正是‘官有’、‘国有’经济过大，‘民有’力量被扼杀。参见杨小凯《百年中国经济史笔记》。)。中国人对‘官有’、‘官办’、‘国有’始终有最大的热情，只是名称、推行手段和实现程度不同而已。
总之，在中国的社会生态中，商人的地位和作用始终没有获得应有的承认。就算他们获得巨大的成功后，也要用‘官与士’的油彩来涂抹自己，以便在这个蔑视商人的社会之中获得体面和安全。晋商如此，徽商如此，红顶商人胡雪岩★(★胡雪岩在左宗棠举荐下官至二品。‘官商’现象是一元权力结构的必然产物。试想，一个社会连和尚、道士都有行政级别，‘官商’又有何奇怪呢？)更是典型。与这么一个社会生态和文明意识相对应，英雄的名分便不可能与商人有任何联系。一个因为贞洁而饿死或者自杀的妇女可以成为英雄，一个为表孝道而自残甚至是虐待和残害儿童（自己的儿女）的愚夫都可能成为官方表彰的英雄，成为见经见传的楷模。但是一个商人绝不可以，哪怕他是清白的、做了很多慈善事业的。
在中国的话语体系中，‘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实际上是做官高，因为‘学而优则仕’才能兑现书中的黄金屋和颜如玉），而商人最合适的帽子还是‘重利轻别离’的‘奸商’和‘小人’——我们的文明认定了‘无奸不商’的逻辑。尽管中国历史上的大奸大恶以及对百姓危害最大的人从来都不出在商界，而出在掌握权力的官员系统，但是我们的文明却还是如此慷慨、不分青红皂白地把这些执掌权柄的人唤为‘父母官’，我们的文明绝不肯、也不敢形成一个‘无官不贪’、‘无官不奸’的话语环境来约束和警醒我们的官员。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