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 这么一种文明意识和社会生态结
构，加上缺少‘灵魂的认真’（周国平语），就决定了中国传统社会中，不可能有任何官方以外的社会力量存在，不可能有官本位的价值体系之外的价值体系（道和释还不如西方的犬儒派，人家是从一开始就是一种哲学的认真，而我们的道、释★(★顾准说：‘中国，除了伦常礼教，没有学问，专心知识、探究宇宙秘密不是出路，要逃避王权，只好走老庄禅佛一路’。)就像嫁不出去的女人，是因为嫁不出去所以才说独身是好的）。至于中国的知识阶层，只不过是依附于权力、服务于权力并随时可以进入权力系统内的‘准官方力量’。所以，几千年来的中国传统社会，以官为本位的一元权力结构始终无法打破，以官为本位的一元社会体系、一元文化价值体系、一元话语体系始终难以消解。我们的国度几千年来就像一锅粥一样，‘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始终无法像欧洲一样做到‘让上帝的归上帝，恺撒的归恺撒’。而这么一种文明和社会，其最大特点就是静态的封闭循环，为了追求这种稳定的封闭循环，必须不断地对自己的子民和社会肌体进行削足适履的‘阉割’‘才行反时者杀无赦’★(★主张‘才行反时者杀无赦’的荀子，向来是专制者的知音。而长期信奉这种智慧的民族，只有一个未来，那就是亡国灭种。)。任何有别于主流的独立思考（除非是已经宣称‘自阉’了的道、释），任何掌握财富和资源的商贾，往往就是首当其冲的受害者。而一个社会，如果缺乏理论和知识创新的学术力量，缺乏能够调动较大笔资本和资源的商业力量，这个社会就只能像闻一多所说的是‘一沟绝望的死水’★(★绝望的闻一多1925年在《死水》中慨叹：这断不是美的所在，不如让给丑恶来开垦，看他造出个什么世界。这似乎成了中国在20世纪的诅咒。)。在这样的社会，不仅老百姓只有‘做稳了奴才’和‘求做奴才而不得’两种状态，而且欲‘治国、平天下’的志士也只能对着一壶浊酒‘手淫’自己的灵魂：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
B 一潭死水要变成一河活水，僵化的一元要变成
百花齐放的多元，‘做稳奴才’的状态要上升为‘做稳人’的状态，在中国这么一种‘灵魂的认真’缺席而又从来没有公共权力观念的国家中，历史已经证明是不可能依靠我们文明的自然演进来实现的。因为在我们自己文明的家当中，实在找不到足够长出一朵‘现代文明之花’的所有必要资源。如果把我们的文明比喻成一只巨大的河蚌，那么我们必须吸进一粒河沙，否则我们永远不可能结出现代文明的珍珠。河沙虽小，但是西哲说，一沙一世界。作为现代文明内核的这粒沙子，包含着‘承认个人基本权利的天赋神圣性’、‘承认私有财产的不可侵犯性’，像捍卫自己的眼睛一样捍卫自由思想、自由言论和自由市场经济。我们的历史已经反复证明，个人财产的安全和自由思想、自由言论的安全，是共生共灭的在让树木枯萎的空气中，竹子也是无法生存的。只有在每个公民的头脑中植入这么一粒作为文明内核的沙子，现代文明的璀璨明珠才可能在我们的家园上盛放光芒，我们的社会才能既可以与手执权柄的高位重权相处，又可跟富可敌国的巨商大贾相安，还可以跟特立独行、惊世骇俗的大哲狂儒相对★(★《圣经》中明确把嫉妒列为七宗罪之一。中国文化则放大了这个东西。西方文化是制造天才的文化，中国文化是扼杀天才的文化。中国两千多年的历史本质上就是一部扼杀天才的历史。思想压抑、嫉妒杀人。每个人都是嫉妒者，每个人又都是被嫉妒者。《珞珈山：甲申再祭》)。
小岗村香港浙江邓小平的‘过河石头’(上)
C 为了走出埃及，摩西带领犹太人履海而
走。为了走出灾难，邓小平带领中国人摸着石头过河。邓小平不喜欢在人间造神，自己也不伪装成神。他深知人造之神的险恶与阴毒，他深知中国必须走出‘旧约’，必须走出人造之神的阴影。邓不是神，但他的语言风格像极了《圣经》简洁明了、平白如水，却有高山大海般的力量。那些曾经冠冕堂皇、圣不可犯、自命为‘一句顶一万句’、被吹捧为‘颠扑不破’的‘圣经’，在他这里显得如此轻薄、滑稽与令人恶心。行文至此，真想学黄永玉在1978年所作的《不准》一样★(★黄永玉的《不准》，一开头就是一句‘国骂’，在那年月确实是‘应景’！)，大骂一声：‘去他妈的！’有人留恋高呼万岁、凭票买粮的日子，但是邓说：‘不改革不发展，只有死路一条！’有人看不惯以前上衣的兜兜比自己少两个的人比自己过得还好，邓说：‘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习惯了按指示和文件办事的人不习惯新有的自由，邓说：‘不要争论，要敢闯敢试！’每一句话都和他的身材一样短小精悍，但每一句话都像一颗子弹一样，有力地射向潜藏在那些恐惧的灵魂深处的撒旦。过河，摸着石头过河！回望历史，我们仿佛听得见急流的水声，看得见踏入急流的一个矮小身影。然而，一个百废待兴的烂摊子，一群被折磨得两股战战的灵魂，一群未曾真正温饱过的生灵，一切又谈何容易。但第一块石头被摸到了。摸出这块石头的是一群农民，安徽凤阳小岗村的一批农民。那些喉舌媒体可以把这件事情说得很伟大崇高、意义重大，但是，这些农民兄弟可是提着脑袋冒死一试的。马克思把农民比喻成散乱的土豆，毛泽东★(★在胡适、梁漱冥、李大钊和陈独秀眼中，毛泽东也曾经是北大图书馆中一个每月只领8块钱的农民工。)也把中国农民说成是一盘散沙，必须装进结结实实的麻袋。他们看不见散沙中藏着金子和钻石，看不到单纯、粗犷的头颅中潜藏的能量和智慧。小岗村的农民是幸运的，因为在他们之前，多少中国农民因为作同样的尝试和思考，而惨遭批判，被投进监狱，甚至是断送了性命★(★吴象的《中国农村改革实录》和尹永钦、杨峥晖的《巨变》对中国农村改革的险恶和悲壮有不少描述。)。历历往事，斑斑血迹，也难怪章伯均的女儿章怡和说‘往事并不如烟’！小岗村的故事成了中国所有报纸的头条后，被饿死了数千万★(★李锐的《大跃进亲历记》对饥荒和人祸有非常具体的描述。)的中国农民，也开始吃饱了饭，穿暖了衣服。按级别、凭票证、排长队购买粮食的风景絬和无数瘟疫般的历史滑稽剧，一起退出了中国人的日子。
D 几乎同时，第二块石头也摸到了。香港，
这个启动了一种没落文明形态土崩瓦解的进程、标志着一个古老民族开始在烈焰里焚烧的地方，此时成了打开古老中国的现代化之门的钥匙，成为撬动了一个大国命运的支点。
‘杜鹃啼血悲天泪，精卫填海夜夜心’中国人对于香港的情感是痛楚而复杂的。然而如果用一种放大的历史视野和胸襟来观察，这个被中国新闻业鼻祖王韬★(★王韬，江苏苏州人，因为上书太平天国被迫流亡香港，初时不喜欢香港，但后来叹服英国人的管治。)描写为‘蕞尔绝岛’的弹丸之地，实际上是历史巨人的神来之笔。近代中国多少至关重要的风云变幻，实质上都发端于这个小岛，然后风卷残云、雷霆万钧地激荡于中华大地。没有香港★(★香港对康有为、孙中山思想产生重大影响。洪秀全能够接触到基督教，也跟香港有莫大关系。)，满清帝国不可能遭受洪秀全的太平天国的重创，不可能有康有为的戊戌变法，不可能有孙中山‘驱除鞑虏’、结束数千年帝制的辛亥革命。把香港看作是陈腐、黑暗的帝制文明的终结者，一点都不为过。然而，历史赋予香港的使命不仅仅是终结，还有开创。
‘1979年，有一位老人在中国的南海边画了一个圈……’，《春天的故事》把一段本需用‘大江东去’的气势来歌唱的历史，演绎得如此温婉动人、风情万种，着实显示了一个民族的成熟。就是这个魔戒般神奇的‘圈’，点燃了一个国家拥抱世界的激情，启动了一场改变中国并正在改变世界的社会变革。
‘1992年，又是一个春天……’，在改革开放遭遇停顿与挫折的时候，邓小平再次想到了这个‘圈’，并再次使用了这个‘圈’的神奇魔力。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于将倾，纵一苇之所如，凌万顷之茫然改革的洪流如大江东去，中国人终于在市场经济的大道上坚决前行。笔者常常对朋友推荐一个观点：在中国二十多年改革开放的大棋局中，有两个地方似乎是不能没有的：第一个是香港；第二个是浙江。浙江中国‘过河’的第三块石头，中国民营经济最活跃，民营企业家群落最密集、最有后劲的地方。笔者在这里预言，随着时间推移，浙江将成为中国经济大棋盘中能量最大、后劲最足的地方，中国的世界级企业、世界级企业家将首先出现在浙江。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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