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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54年，也就是楼忠福出生的那一年的夏天，毛泽东写下了另一首气势磅礴的词《浪淘沙北戴河》。如今再读这首词，其实更有历史真味：大雨落幽燕，白浪滔天，秦皇岛外打鱼船。一片汪洋都不见，知向谁边？往事越千年，魏武挥鞭，东临碣石有遗篇。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
结婚之后的楼忠福，过上了甜蜜而艰苦的田园生活，但是浙江东阳这个山多地少、旱涝迭起的地方，注定不容许任何人在这片土地上过上太长时间的安镕生活。这个土地上的男人，注定要奔波劳碌地穿州过省、四方闯荡才可能为自己踏出一条坚实的大道、才可能为妻子儿女谋得体面的生活。
两个孩子相继在1973年、1974年出生之后，楼忠福的家庭生活愈显得捉襟见肘、朝不保夕了。狮子与天鹅的甜蜜情爱，早已被柴米和油盐的日常烦恼替代。而此时的中国农民也都在想方设法填饱自己的肚子。只要有谋得温饱的机会和方法，哪怕掉脑袋的事情，他们都愿意冒险——外出讨饭、做黑工、做小买卖、搞家庭副业、办家庭手工业。公有制的‘红色麻袋’，已经变得腐朽而脆弱，而‘麻袋’中的‘散沙’却因饥饿而变得越来越勇敢。到1978年，20多年来将中国底层百姓包裹得严严实实的‘麻袋’，已经褪尽了神圣的‘红色’，变得百孔千疮了。
1978年初楼忠福辞别父母、妻儿和生产队，跟随着东阳的其他男人一起，再次到外地做建筑。尽管当时的政策尚不允许生产队的社员到外地打工，但是人多地少的东阳却因为一直有富余的劳动力，所以大家对外出‘做黑工’也习以为常，除非上头有高压政策，否则当地的干部多采取一只眼开一只眼闭的‘猫头鹰政策’。另一方面，东阳县的领导也认识到，农民外出打工是解决剩余劳动力出路和提高农民收入的路子，所以也通过发展社队企业，让农民建筑工外出合法化。楼忠福做的依然是建筑小工，但是他从来就不安分，所以他在走出家门的同时也开始思索自己的前途和命运了，毕竟自己现在已经不是单身汉，而是丈夫兼父亲的‘全职’男人了。
1978年的中国，也正处在噩梦欲醒而未醒的十字路口。一段人类文明史上空前绝后的癫狂惨剧虽然已经终结在历史的棺材里，但这场惨剧的阴魂还没有完全消散，而指向地狱最底层的阴幡仍在风中招展。不过，身材并不算高大而年纪已经过了古稀的邓小平，正从中国政治舞台的边沿第三次回到了中心。他依然不是中国的第一把手，但是他从来就不因为不是第一把手就不敢思考全局的问题，所以在他从边沿回到中心的同时也在重新思索着国家和民族的未来路向了。毕竟新中国已经受了太多的伤痛、错过了太多的时间和机会。这年上半年，一场关于‘真理标准’的争论正在暗暗交锋。
这年9月，邓小平在出访朝鲜的途中，不断地给沿路的中国北方官员讲话，让他们解放思想，开动脑筋。
这年10月，在文革期间因为画了‘一只眼开一只眼闭’的猫头鹰★(★能够用一只眼开一只眼闭的猫头鹰来表达内心，确实是高明。但更‘高明’的是，如此隐晦的表达也居然被‘洞察一切’的眼睛‘识破’了。传统文化的发展，确实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而挨批的黄永玉，在自己的书房内睁大双眼，写下了用‘国骂’开头的《不准》小诗：‘他妈的！既不准大声地笑，也不准大声地哭……’诗人总是因为敏锐而愤怒，但诗人并不深刻。诗人的敏锐，只是表现在对自身感受的体会上，所以愤怒的黄永玉不可能像‘圣明烛照’的哈耶克一样，看透个人所遭遇的‘不准’并非因为哪个政治人物的好恶，而是与一个国家所追求的‘理想体制’有直接的联系。
哈耶克在《通往奴役之路》的第七章说：‘不论是谁，一旦掌握了全部经济活动的控制权，也就掌握了我们生存的命脉，从而有力量决定……我们所追求的其他方面的价值以及替我们安排这些价值的优先秩序，进而让我们相信我们应当为什么样的目标而生活和奋斗。’哈耶克认为，个人选择的自由之所以存在，是因为财产私有制度使社会存在不同的户主。如果某个人拒绝我们的愿望，我们可以转而跟另外的户主谈判，所谓‘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但是当一个国家的全部经济活动都被一个权威控制了之后，一个人是否能够想笑就笑想哭就哭，就得寄希望于‘他’的仁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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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年11月，标志着一个新时代开始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因为这次会议开得非常自由，所以后人把这次会议的会风叫做一次‘七嘴八舌’的会议。在这次持续了36天的会议上，很多问题都被提出来了，但是为刘少奇平反的问题还是没有人敢提出。不过，此时的中国政坛已经不是‘一夫为刚，万夫为柔’的年代了，所以第一张骨牌倒下后，整个牌阵就会动起来了。★（★1976年后，特别是1992年后，中国的进步是全面的、巨大的，这点可以从哈耶克等自由主义思想大师的着作能够在中国广泛传播得到佐证。）
邓小平在这次会议上说：‘一个革命政党，就怕听不到人民的声音，最可怕的是鸦雀无声……我们的各级领导，无论如何不要造成同群众对立的局面。这是一个必须坚持的原则。’有了这么一个原则，沉默了太久的中国人终于张开嘴巴讲话了，于是三中全会上不敢讲和来不及讲的更多更大的问题，会后在全国范围内被老百姓七嘴八舌提了出来：为彭德怀开追悼会，为刘少奇恢复名誉，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彻底否定反右倾，否定反右派，放下三面红旗，解散人民公社，包产到户，改革开放，商品经济，民主政治，等等。
‘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阴幡’和很多‘神圣’的口号一起，被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大旗正在冉冉升起，一些新的口号和概念也开始在中国流行起来。这个时候，世界的红色热潮已经日渐消退。曾经被当做西方经济学界异类冷落了三十多年的哈耶克，终于被世界承认是人类最伟大的思想家和经济学家之一。他一系列反极权主义、反计划经济的著作，特别是那本《通往奴役之路》，终于被作为‘醒世天书’而在世界学术界畅销。当然，哈耶克在中国知识分子中的走红还要到十多二十年后才开始。
整个世界都醒了过来，而整个中国也在转身。很多曾经被当做毒草赶尽杀绝的东西，再次开始顽强而健旺地生长。很多被当做香花供奉朝拜的东西，终于迎来了凋零败落的春天。‘共产党的任务就是让资本主义绝种’的教条再没有公开发表的机会了，也没有老百姓相信了。几十万名知识分子右派被平反了，很多震惊一时的大案也翻了过来。红卫兵组织被撤消了，高考制度被恢复了，大批上山下乡的青年从哪里来也正返回哪里去。中国的农业不再学大寨了，而人民公社的名称和制度也被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
一切的一切，正如史家袁伟时所言，‘历史在哪里扭曲就在哪里突破’。★（★按照中国传统的政治逻辑，如此巨大的社会变革，本来还是需要巨大社会成本的，但举重若轻的邓小平以及当时的中国领导人能够把问题处理得这么低成本，确实是了不起。看来邓小平说自己‘问心无愧’不是没有依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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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个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国普通百姓的心情是带点迷茫的激动，但是中国人的需求和思想意识都一样的单纯。吃饱饭和养家糊口是他们最大的愿望，尤其是对于中国农民来说。★（★八十年代初，整个中国‘最阳光灿烂’的地方是毗邻港澳的广东珠三角了，所以全国人才开始上演‘孔雀东南飞’。此时的浙江人，则是全国人民眼中最可怜的群体，因为他们正以一副乞丐般的形象在全国各地的人民面前上演‘走遍千山万水、说尽千言万语、历尽千辛万苦’的‘商业创世记’。直到20世纪中后期，曾经可怜过浙江人的全国人民才突然发现浙江人的可怕。）
已经是两个孩子的父亲的楼忠福也不例外，外出打工无非求得自己温饱兼剩一点钱回去养活老婆孩子。不过这个粗短结实、长着一颗硕大脑袋的家伙，因为精力过剩而脑力也过剩，所以在应付一个小工工作的同时，还可以四下张望，琢磨着如何可以过上比一个小工更好的生活。别的小工每天都在安分地干着一个小工应该做的事时，楼忠福却经常跟他的师傅蒋立天半开玩笑地说：‘蒋师傅啊，我这个徒弟，你要特殊一点，不能总叫我做下手活，多分配点技术活给我，让我早点成为大工。’但是建筑队虽然也是力气活，可跟农村生产队大不一样，小工没有四五年的时间历练，是不会有可能升大工的。楼忠福当时还没有干满一年就想做大工，自然是非分之想。不过蒋立天并没有嫌弃这个徒弟，虽然不可能满足他的要求，但觉得这家伙确实乖巧灵活、聪明好学。
精力和脑力过人的家伙总是乐观而且情绪轻松的，这类人的视野和心胸都比较开阔，比较能够与人愉快地相处。所以在建筑队中，虽然大家都干着一样粗重的活，睡着一样简陋的工棚地铺，吃着一样简单的饭菜，但是楼忠福显然属于那种跟谁都认识，跟谁都能够相处得很融洽的一个。加上他为人大方豪爽、乖巧灵活、做事干脆利落，所以大家都愿意跟他成为朋友，公司领导、队长和师傅们对他的印象不错。
一个夏天的晚上，建筑公司的领导和辛苦了整整一天的建筑工人聚集在一起吃饭喝啤酒。夏夜的凉风，像温柔的玉手，轻轻抚摩着这群赤裸着上身的汉子的健美肌体，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地说说笑笑。从家乡的旧事到工地的新闻，从新近的国家大事到白天见过的某个女人，都成了这批东阳汉子们的话题。聊着聊着，领导又把话题带回到建筑公司的事务上来了。那是一个物资极度短缺的年代，从木材到沙石、水泥、红砖等等物资，都得通过物资局的计划指标来调配。而这些物资的短缺常常是导致工程进度拖延的主要原因，所以领导一直盘算着应该从小工中提拔一个比较能干的人来专门负责材料购买的事情。虽然他心中已经暗暗感觉到楼忠福是一个比较合适的人选，但他还没有完全决定，所以今晚既然大家都在这里，为什么不把这件事情定下来呢？想到这里，建筑公司的领导就对大家说：‘公司决定从小工中选择一个人来当材料科长，我现在出一个题目考考小工们。’大家听了领导的话，都安静下来了，很多人以为是领导在开玩笑，只是逗大家乐一乐罢了。但领导脸上认真的表情又让大家觉得不像是开玩笑的，所以有一部分也很认真地思考着领导到底要出什么问题，这其中包括楼忠福。
‘我的问题是，如果公司缺少木材，而只知道什么地方有木材，你们需要公司给什么条件，才能把木材弄回来？’
‘那肯定需要请领导去跟物资局做工作要指标才可以。’一个小工不假思索地回答说。
‘领导不做工作也行，但必须有东西给我们去做这个工作，否则谁能够拿到物资局的指标批文呢？’另一个小工也说出了自己的答案。
‘我什么条件都不要，只要知道哪里有木材就可以了，因为其余的工作都是负责这个工作的人必须完成的。’楼忠福冷静地回答。领导见楼忠福回答得这么干净利落，也立即干净利落地宣布：‘好，既然楼忠福能这么痛快地完成工作，那这个科长就让你做了，从明天起你就不用做小工了，你就是我们公司的材料科长了。你的第一个任务就是给我去东阳水库边拆一个老祠堂，那个祠堂现在已经荒废很久了，有很多砖和木材都可以拿来做我们的建筑材料。你明天就出发！’大家一听，都觉得好笑，以为这下楼忠福可有好看的了。祠堂可不是一般的地方，是供奉祖宗‘神主牌’的地方，虽然解放后中国人早已经破除了封建习俗，但这种地方多少还有点神秘、有点骇人的。那个祠堂原本是属于一个村子的，但因为修建水库，村子搬走了而祠堂还留在那里。从来没有人再去过问过它，但是关于它的鬼怪传说不少。但楼忠福并没有犹豫，第二天他就出发去拆祠堂了。几天后，就顺利地把砖瓦和木材都运了出来。
这一段故事类似于《致加西亚的信》★（★《致加西亚的信》中所说的主动精神，中国人一点都不缺，缺的是让这种主动精神得到激发和回报的基础制度，而制度的产生又依赖于更为基础的文化和宗教。）中所说的道理，但是那个年代能够翻译成中文的美国书籍还很少，更不要说这个完全是属于商业社会畅销书的《致加西亚的信》了。然而，很多东西虽然没有在中国形成文字和书本，但是这种宝贵的精神品质却仍然是在中国人身上存在。童年时代给父亲送饭和青年时代追求爱情的经历，都已经十分明显地显示了楼忠福身上这种与生俱来的卓绝精神品质。这种卓绝的品质，在一般社会大众已经是很罕见的了。而在当时已经实行了三十年计划经济、人们早已经习惯了按上级指示来行动的中国，这种天生的精神品质更是稀缺得如同漫漫黄沙中的金子。
在那个计划经济年代的中国，被宣传成英雄的人物都是一些一心想着为集体、服从领导、忠心耿耿地执行命令而不需要自己开动脑筋的人物。没有人把个人的能动性和敢冒风险的精神看作是一个人的优秀品质。★（★世界永远是‘不确定的’，很多东西是‘理性不及的’。在一个社会中，如果人们没有冒险精神，那么社会就不会有创新，社会就不会有发展。这就是为什么成熟的市场经济社会把‘一切利润归企业家’看作是天经地义。利润其实是对冒风险创新的奖赏，而不是来自剥削。）当然那时候的楼忠福，也并没有自觉地意识到自己身上的这种品质将是未来一个时代中国最稀缺和最宝贵的资源，但他在担任材料科长的时候确实非常出色地发挥了这种‘自己创造条件把一个目标完成’的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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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始担任公司材料科长之后，这个过去经常赶着水牛耕地的东阳汉子很快就学会了开拖拉机——这种‘铁牛’比起他在生产队以前用过的水牛还是要时髦和先进很多的。后来，他经常骑着那头‘铁牛’去购买公司用的建筑材料并运输回来。
他不但能够在体力上吃苦耐劳，而且在结交社会关系上表现出过人的长远眼光、度量和耐性，为了能够顺利购买到公司所需要的材料，他和掌管物资的政府部门的人员结下了兄弟般的友谊。后来在1992年离开政府下海从商并成为广厦集团高层管理者的王加仁，当时就是东阳木材公司的经理。王加仁说，楼忠福当时不但跟他熟悉，而且跟木材公司仓库的管理员都保持了很好的关系。在那个物资极度短缺的年代，他非常明白这种良好的个人关系意味着别人买不到的物资他可以更容易地买得到。
那个短缺的年代，中国各地区之间，特别是省与省之间的贸易通常都是以实物交换的形式进行的。这种比较原始的物物交换的贸易方式，是在国民党末期通货膨胀特别严重的情况下经常出现的贸易方式，这个时候又经常在新中国的计划经济严重短缺的年代出现。★（★有兴趣研究经济学的人应该记住这个现象，这是很有价值的案例。这个案例可以说很多事。留恋过去计划经济年代的生活的人也应该记住这个现象，这也许比引经据典的争论更有说服力。）
有一次，王加仁掌管的木材公司想从福建购买一批木材，但是福建方面提出不要现金而是用金华火腿来交换木材。可是金华火腿虽然主要在东阳生产，但是火腿的买卖也得按指标进行，这个指标则掌握在东阳物资局手里。王加仁首先需要从物资局拿到足够的火腿指标，才能购买到足够的火腿来换取福建的木材，否则生意就做不成。可是王加仁跟东阳物资局的人不熟悉，物资局这关恐怕过不了。正在这个时候，楼忠福来找王加仁购买木材，王加仁把他遇到的困难跟楼忠福说了。王加仁还许诺他只要能够弄到火腿来做成这个生意，换到的这批木材就可以随便他要多少都可以。楼忠福得到王加仁的许诺后十分高兴，这种喜悦不是中国经济告别短缺之后、生活在‘买方市场’年代的人能够体会的。
所以楼忠福立即开着他的拖拉机去弄火腿的指标了。这个差事对王加仁不容易，当然对楼忠福也并不顺利，但是在他的努力下，王加仁的木材公司终于从物资局弄到了足够的火腿，然后拿到福建去换取木材了。但是福建方面的木材并不是自己送到东阳来，而是堆放在深山里还没有运出来的。这时候建筑公司正等着木材用，而如果按常规，等待福建林场方面的工人搬运可能两个月也未必能够全部搬出深山。
而国有林场的效率就是这么样，除非你有上级领导的紧急指示，否则林场工人就只能这样按部就班地磨洋工，反正干多干少每天都是拿那么多工资。
但是楼忠福并没有时间去等了，他立即找到搬运队的队长来商量，问清楚每个工人搬一根木头的费用是多少，然后他在这个搬运费的基础上多加了一点钱。于是，本来需要两个月才能够运出来的木材，只用了十天时间就完成了。短短的‘金钱杠杆’一下子就撬动了巨大的工作效率，工人高兴，而楼忠福自己也高兴，他的建筑公司的领导更夸他能干，真是皆大欢喜的一件事情。可是在那个连头发的长短都按计划来执行的年代，除了像楼忠福这样游离在国有体制之外的人，几乎没有人认识到这种‘金钱杠杆’撬动的‘剩余价值’。计划体制下的按部就班、有困难找领导的观念已经蒙蔽了当时中国人的眼睛，也扼杀了中国人的创造精神。★（★中国人过去把‘创新’狭窄地理解为‘技术创新’，其实在熊彼特的发展经济学理论看来，给工人加5分钱工资也是一种意义重大的制度创新——创新的关键不在大小，而在于能否打破已经存在的‘均衡’并带来新的优势。可惜过去的中国人更愿意花钱搞学雷锋的宣传活动，而不是花钱加工资。袁庚在蛇口加工资的事当时还惹来不少争议呢！）
当时的楼忠福，当然也没有自觉到他的做法，就是运用了市场经济中最普遍的‘利益激励机制’。在计划经济的字典里是找不到‘利益激励’这个词的，然而很多冠冕堂皇的理论虽然中国的老百姓不知道其名称，但是像楼忠福这样天生具有企业家素质的浙江人，他们在运用市场经济原理的时候可能比那些从学校出来的人更娴熟和得心应手。后来，负责深圳蛇口工业区的袁庚也利用了这个‘利益激励机制’。他把司机每运一车泥土的运费提高五分钱，效果也十分显著，司机运输的效率一下子提高几十倍。这事情经过媒体报道后，‘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这句富有改革开放味道的口号便迅速走向了全国。
观念创新和思想解放的口号叫得最响的人们从来都在中国主流体制内，因为政治口号言说的对象首先就是作为主体存在的他们。但是那时候真正解放了思想并在制度和机制上进行创新实践的，却是处于体制外的边沿组织和人员，这些人不仅最高的创新动力、最低的机会成本，而且也载负了最小的旧思想包袱。★（★按照熊彼特的经济发展理论来看，这些游离在体制外的人，其实正是中国社会‘最早被解放了的生产力’，他们的‘边际创新’才是中国经济赖以发展的第一动力。后来成长为中国最优秀企业家的一批人，如鲁冠球、南存辉、胡成中、王振涛、张传伟、尹明善和刘永好兄弟等等，这时都在体制外的底层为三餐而劳碌。有一个现象特别有趣：1998年以前中国最成功的企业和企业家几乎都不在计划体制比较健全的大城市。上海人在1999年还感叹：为什么上海不出大企业家？）在旧体制下，他们本来就一无所有，所以放开手脚地尝试即使有风险也算不了什么，因为他们没有什么可以失去的。
从1978年开始，这部分中国人终于意识到，个人的努力最重要的方面并不在勤劳、节俭、勇敢等美德上。这些东西并不能给社会带来繁荣和生活的改善，真正能够造就繁荣、改善生活的努力，主要在于人在制度、机制创新方面的努力。这些人和楼忠福一样，开始在不同方向上进行创新和尝试，并承担自己行为的一切责任。
也正因为这样，从1978年开始的中国改革开放事业，各方面的突破和变革都离不开民间和主流体制外的力量。这些被哈耶克称为‘匿名的少数’的体制外的人士在不同方向上的探索和他们的经验，替整个社会找到了‘过河的石头’，找到了使改革能够突破的缺口和经验依据。
虽然这个时候的中国仍然有很多的‘不准’，反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政治口号仍然叫得很响，但是如果用哈耶克的观点来看，此时的中国社会在本质上显然已经比较‘自由’。因为自由社会的本质不在于抽象的‘自由’，而在于每个人都被允许在不同的方向上进行创新的自由，至少在经济活动上，当时的中国已经‘默许’了这种创新的自由。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