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只变成青蛙的蝌蚪
A
过人的体力、精力和脑力，天生就决定了楼忠福属于极度活跃的‘表演型’性格。★（★中国人喜欢说‘性格决定命运’，其实‘性格只决定能力’，真正决定命运的是制度。邓小平在80年代初反思文革的时候就说过，‘好的制度可以把坏人变成好人，坏的制度能够把好人变成坏人’。这话今天仍值得中国人深思！）但是由于家庭背景和特殊时代的影响，他强烈的‘表演欲望’从儿童时期起就未能在正规渠道上充分舒展过。在学校的教室里不能，文革时期的红卫兵运动不能，在生产队里也不能。而能够弥补他‘表演欲望’的场合都是属于非正式的场合，如在孩子们平日玩耍的时候，在生产队繁重的体力劳动中，在追求爱情的波折中。这些非正规渠道上的‘表演’，非但未能够平息他性格中强烈的‘表演’的欲望，反而愈加激发了他出人头地的决心和意志。从父亲当作反革命被抓走的儿童时期起，楼忠福内心一直有一个声音在时时呼唤：‘我一定要出人头地，一定要做一点像样的事业。’这个在内心里呼喊了多年的声音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中国改革开放大局的启动，而越发变得响亮、清晰。在材料科科长位置上的几年工作，不但让楼忠福看到了市场中潜藏着的巨大‘镕置’价值和效率空间，还让他找到了如鱼得水的自信，毕竟这是他有生以来第一次在一个可以施展才干的位置上展示了自己的能量。这一时期楼忠福的内心感受，可能就跟一棵长期被压在石头下的小树苗突然迎来了将石头拱翻后的蓬勃生长季节一样痛快。但是楼忠福并不满足于此，他在琢磨中国不断变得宽松的政治环境和不断变得自由的经济环境，他预感到机会应该不会太远了。如同一只在空中盘旋的雄鹰，他在注视着每一个动静背后的机会，如同一峰迎风呼吸的骆驼，他在鉴别每一团空气所包含的信息。他开始每天收看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每天一有空就坐下来看报纸。他激动着，但他也静候着，而他身边的多数人则沉醉在上世纪80年代最初的温饱喜悦之中了。对于刚刚从‘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过来的中国人来说，上个世纪80年代初的几年确实是一个一日千里的年代。让人觉得新奇甚至有点不知所措的新事物每时每刻都在涌现，而大快人心又有点不可思议的政策变化每隔一段又有出现。很多事情就这样在‘不提倡，不宣传，不取缔，不争论’的政策下，不断被‘匿名的少数’尝试着、探索着。对于那些还留恋旧日子的人来说，整个世界似乎要颠倒过来了。1979年到1983年，几个具有标志性的人物逐渐从‘匿名的少数’变为家喻户晓的时代英雄。第一个就是安徽的‘傻子’年广久。★（★在中国最早的一批商业英雄中，年广久和牟其中是最富有争议性的人物。其实对于这些最具有首创精神的人物，不管今天是成功了还是失败了，我们都应该对他们怀有敬意敬重一种在他们身上闪烁过的伟大精神。）他在计划经济执行得最严酷的年月就从事一些小买卖，并多次被当作‘资本主义尾巴’遭到打击，但是改革开放后一两年内他凭买卖瓜子而迅速成为中国第一批百万富翁。第二个是浙江海盐县衬衫总厂厂长步鑫生。如果说年广久是那时候中国个体商贩的‘教父’，那么步鑫生可以成为那时候中国企业改革和企业管理的‘导师’了。可以说，中国僵化的国企体制的传统命脉，是被这个身材瘦小的浙江裁缝首先剪断的。市场条件下的企业家的‘样板’，也是这个瘦小裁缝首先裁剪出来的。这两个人的事迹都曾经惊动中南海，并成为中南海改革决策的‘过河石头’。他们不但影响了一代人，也影响了整个中国经济改革的走向。
B
改革开放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大好形势，终于催生了1984年的改革开放高潮。1984年在中国的改革开放历史上，可以说是界碑式的一年。这年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召开，《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出台，中国改革开始了‘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转变，改革的重心由农村转移到城市，从单项走向整体的体制改革。这年，在中国GDP构成中非国有经济（含准国有的集体经济）达到3617.4亿元，在总量上第一次超过国有经济的3553.6亿元。‘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这个在那时候还相当敏感的词，第一次出现在中共中央的文件中，基层的‘社队企业’也更名为‘乡镇企业’。这年中国实行了居民身份证制度，这意味着中国公民可以更自由地流动，中国农民外出打工也不需要谁来批准了。中国当时的领导层横下心来决定以极度危险但社会震动相对温和的‘双轨制’的方式，来分步‘撤换’物价计划体制的‘毒瘤’，此举催生大批‘官倒’和有官方背景的‘倒爷’，当然也催生了第一波经商热。这年柳传志创办了联想公司，张瑞敏挑起青岛冰箱厂的担子，而李东生则还在外资工厂TTK的车间里加班加点地工作，顾雏军才刚刚从天津大学毕业。这年中国民间流行一句‘十亿人民九亿商’的顺口溜。★（★这时候中国地方政府官员开始流行‘无农不稳，无工不富，无商不活’这样的政治话语，商的社会地位在不断提升。所以4年后的1988年，冰心很不安地向整个中国提问：‘无士则如何？’其实冰心过虑了。她老人家不明白，能够放得下商人柜台的社会，才真正放得下书生的书桌。老舍和郭沫若都算‘名士’了吧，但‘时间开始了’之后又是怎样一副‘眉样当年又入时’的风骨呢？）不过私人经济活动的合法性地位还没有真正确立，很多经济行为都是在一种‘不说可以也不说反对’的模糊状态下进行。在这年的一次中顾委会议上，有人主张拿‘傻子’年广久开刀，但邓小平说：‘你解决了一个“傻子瓜子”，会牵动人心不安，没有益处。让“傻子瓜子”经营一段时间，怕什么呢，伤害了社会主义了吗？’这段话后来又被邓小平在1992年的南巡时说了一遍，并被收入了《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傻子’年广久也因此名满中国。
‘小平你好！’这句口号也诞生在1984年。★（★对于在1976年以前遭受了心灵巨创的中国人，由北京大学几个学生用床单制作的‘小平你好！’横幅标语出现在中国媒体的时候，是最能感受‘政治最温情’的时候，可惜越是美好的东西越不容易常见。）这年作为中央军委主席的邓小平不仅搞了一次建国以来规模最大的阅兵式，而且到深圳和珠海特区给中国的改革开放步伐加油。曾经为‘打倒走资派’、‘割资本主义尾巴’和‘阶级斗争’而狂热的中国，此时已经变成了为发展经济和‘先富起来’、‘先成为万元户’而狂热。这年十一月，楼忠福所在的浙江东阳城关建筑公司也迎来了历史性的转折时刻。这年下半年，公司经理陈福根正好到了要交班的退休年龄。这是一个属于东阳县吴宁镇的集体所有制的企业，企业的家当虽然不多，也不值几个钱。但是这种在文革期间诞生的乡镇集体企业，对于改革开放后整个中国经济发展的重大意义，显然不是这些企业当时的发展状况所能够显示的。中国改革开放后的发展，之所以跟前苏联和东欧呈现两种不同的态势，其中最重要的两个原因：一是因为中国有港澳台，二是因为中国在计划年代就存在为数众多的乡镇企业。★（★把乡镇企业比作‘中国民营企业家之母’，估计不会遭到很多人反对，因为当今中国很大一部分优秀企业和优秀企业家，都是出自这个满身泥巴的‘母亲’。楼忠福、鲁冠球、徐文荣等浙江今天最著名的商业元老，都是这位‘伟大母亲的伟大儿子’。）乡镇企业在计划经济年代的名称是‘社队企业’，是由农村的生产队或者人民公社创办的，这种性质的企业，无论是马列的经典还是苏联东欧的社会主义实践，都是找不到先例的，这完全是中国人自己的独创。说得好听点，这是‘国有计划经济体制和中国具体国情相结合的产物’。当然这并不是当时中国高层领导人主动选择的产物，因为这种‘变种’的准公有制企业也曾被当做‘资本主义的尾巴’遭到扫荡和消灭。后来之所以能够再次出现并被允许存在，完全是为了在崩溃边沿的自救。因为‘一大二公’的公有体制，实在无法让中国基层农村过上温饱日子，而国家也没有足够的财力和物力来救助他们。所以唯一的办法，就是准许基层农村根据自身的传统优势开办自己的社队企业和耕种自留地。这种社队企业虽然仍然属于公有的性质，也跟国有企业一样的效率低下，但这些数量繁多、遍布中国各地农村的企业，毕竟为改革开放后的中国经济留下了众多宝贵的‘壳’资源。这种‘壳’资源内，不仅有相对熟练的工人、行业和市场信息，比较完善的分工，而且还为改革开放后的中国保存了企业家精神的火种、储备了可以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生存和发展的企业家人才。从所有制性质上看，这种集体所有的企业虽然算得上准国有，但是它们毕竟规模很小、组织层次很低、技术水平很低，也不享受什么政府补贴，所以一旦条件成熟，这种企业便十分自然地转变为私营性质的企业。中国改革开放后经济的蓬勃发展，主要得益于体制外的非公有经济的发展，这其中属于中国人自己的民营经济的发展又占了相对重要的比例。所以说这种‘歪打正着’的社队企业，实际上是中国民营经济和民营企业家群落的伟大母亲。★（★当时个体和私营企业还远没有赢得合法地位，仅仅为一个能否户工的问题，官员和学者们就争论得面红耳赤。据北大教授刘伟回忆，中央官员当年就委托北京大学经济系做一个课题查找马、恩、列、斯对户工的论述，看看他们有没有说可以户工。最后得出的结论是马、恩、列说社会主义不能户工，户工是剥削。）
C
作为吴宁镇的镇属集体企业，东阳城关建筑公司的经理职位交接班本来是一件简单的事情。按照计划经济的传统做法，镇政府的领导说该交给谁就交给谁。最常见的做法就是从公司内部论资排辈地提拔一个人来出任经理就是了，反正这个企业也不是什么有油水的地方。虽然说是企业，但除了几间平房和一些简单的工具，就只有一批跟着企业找饭吃的能干粗重活的泥水工。但是1984年的中国显然不是一个容易延续传统的时候，而1984年的浙江更不是一个什么传统都能够延续的地方。当一群带着尾巴游泳的蝌蚪中有一只率先蜕掉尾巴之后，这群蝌蚪中的传统就面临新的突破。1984年底，所有与东阳城关建筑公司有关的人中，楼忠福显然是‘一只率先变成了蝌蚪的青蛙’他看中了东阳城关建筑公司的平台，就像他当年看中了自己的妻子一样，所以他下决心得到这个公司的经理职位，就像当年下决心把妻子娶回家。★（★在熊彼特眼中，‘企业家精神’的第一点就是‘要建立自己的私人王国’。他说企业家经常‘有一种梦想和意志，要去找到一个私人王国，常常也是一个王朝。’）当然，那时候的楼忠福也并不清楚自己将来能靠这个公司做成多大的事业。不过他内心当时强烈的感觉，让他无法放弃这次‘接班’的机会。所以他想了不少办法，也做足了应该做的工夫来争取镇领导和公司内部员工的支持。他非常明白，有了上级领导的支持，事情未必就能够办好，但是没有上级领导的支持，任何事情都是无法开展的。他找了所有有权决定这个职位的人来表达自己的意愿和想法，但是他得到的回答仍然不足以让他名正言顺地成为公司的新任经理。因为他不仅年轻，而且在公司内论资排辈的话，很多人都在他之上，毕竟他只是一个材料科的科长。不过，当时金华地委副书记郭懋阳、东阳县县长童德成等领导对楼忠福印象不错，吴宁镇个别领导也偏向支持楼忠福。虽然他们都知道他读书不多，但是为人处世、做事情的拼搏精神和出色才干却都显示了他过人的天分。有了这几位政府领导的赏识和支持，楼忠福也就有信心了。所以，后来虽然并不是所有相关的人都支持楼忠福这个材料科科长出任经理，但是却没有一个人真正强烈反对，而其他可能有意而且有资格出任这个职位的人选者，也没有一个表现出和楼忠福一样强烈的愿望。在这种犹豫不决的情况下，志在必得的楼忠福决定快刀斩乱麻。在部分领导的支持下，他于1984年11月12日夜晚拿到了东阳城关建筑公司经理的任命书。这个晚上他兴奋而又不安，所以彻夜难眠，他整夜都在思索取得任命书后如何才能顺利接班的问题。13日一大早，他就和公司内部的支持者到镇政府的主管部门处取公章。上午9点，东阳城关建筑公司召开公司大会，镇政府主管部门的干部到场宣布楼忠福的任命，显然公司内的很多人到这时候才明白是怎么回事。任命宣读完后，楼忠福取出公司的公章，然后拿起一把建筑用的瓦刀在公章上‘嚓嚓嚓’砍了三下。一个代表东阳城关建筑公司的公章，立即变成了带有楼忠福个人印记的公章，前后就差这么三道刀砍的缺口。紧接着楼忠福大声宣布：‘从今天开始，盖有这个印的事情我才认帐，我都承担责任，没有这个印的事情一概与我无关！’会场一片寂静。对很多人来说，这一幕来得很意外也很特别。虽然他们不知道公司在楼忠福出任经理之后会有一个怎样的未来，内心里也不一定觉得楼忠福是最好的人选，但是他们从这一幕看到了楼忠福的决心和魄力。完成了‘夺权’的任务后，也差不多就到1984年年底了。楼忠福在一个月内迅速做了第二件事情：与吴宁镇政府签定经营承包责任合同。合同从1985年开始，为期五年，在完成了应该交给镇政府的承包费用的情况下，公司由楼忠福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这是一件并不起眼的事情，当时的中国从农村到城市都广泛流行着承包责任制，但是对于当时实行了三十多年计划体制、人们习惯了在公有制内‘吃大锅饭’的中国来说，确实是伟大的制度创新。★（★如果把公有制看作是一个强大的恶人的话，那么承包制就像是一条楼道的一级台阶。公有制这个强大的恶人，就是从这条楼道中，一级级地被哄下去的。成功的改革，就像把恶人从楼道里哄下去，而激进的革命则像把恶人从窗户扔下去。）
D
这个简单的制度创新，对于当时的中国农业和农村地区的乡镇企业，可谓一剂对症的良药。这剂良药不仅不会触及当时还是高度敏感的所有权问题，而且很好地解决了公有制（集体所有制）最致命的效率低下问题。从所有权问题来看，企业虽然没有变化，但承包后的企业一下子从公有制（集体所有制）情况下的所有者缺位的‘无人负责局面’，一下子变成了与个人利益直接相关的‘有人负责局面’。在这种情况下，负责经营的人干好干坏不再是一个样了。既然企业的好坏跟个人的利益相关，在公有制中不可能发生作用的利益激励机制就立即产生效果。从企业经营者的角度看，虽然他并没有完全拥有这个企业，但是‘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承包制已经清晰地界定了所有者和承包者之间的关系，作为所有者的政府再不能像从前那样随便干预企业的经营事务。在这种情况下，企业家才可能真正得到施展的空间和条件。承包制在1984年及随后几年在中国广泛流行起来，很多规模巨大的国有企业也都推行这种制度创新。因为承包制而成为轰动中国的改革风云人物马胜利，也是在1984年开始在石家庄造纸厂推行承包制，而他的改革思路和勇气也直接来自步鑫生的启发。他的成功经过媒体宣传后，很快便成为那个年代的英雄。他因此被评为首届‘中国优秀企业家’，罕有地赢得了两个‘五一劳动奖章’，其后他的经验成为众多中国国有企业模仿的对象。他的名字几乎等同于改革英雄，而在短短几年内授予他的荣誉更多达400多项，他成了中国转轨初期极富中国特色的一种新现象。自身的经验和当时改革的大气候让楼忠福明白承包制的巨大作用，所以他不仅跟镇政府承包，而且在公司内部也推行承包制，用自负盈亏的办法激励公司内部职工努力创业。这些合同签订之后，已经到了元旦，所以他立即在东阳县电影院放了三场免费电影。此举虽然是一件小事，但是效用十分显着：一来是庆祝自己签订的承包合同；二来是感谢各方面对自己出任经理和承包经营的支持；三来是宣传一下城关建筑公司；四来是为当地百姓增添点娱乐。在还没有什么娱乐的上世纪80年代初，这一招确实很灵。楼忠福和城关建筑公司的名声一下子就在当地传开了。这个小小的文化活动，也充分展现了楼忠福十分明白个人事业和社会公众的关系、明白如何营造有利于自己发展的外部环境、明白一些看似跟企业经营不相干的事情的价值所在。★（★能够从上世纪80年代一路走过来的中国企业家，都是能够眼观六路的人际高手，否则就不能生存下来。所以北大学者刘伟说，中国成功的民营企业家们看起来一个个都傻乎乎的，实质上是大智若愚。）楼忠福后来能够完成很多别人看似不可能完成的事情，这种非凡的能力其实从这里已经让人隐隐感觉到——他能够清楚看到并很好地运用那些别人知道其存在但却掌握不了的东西。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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