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阳：花儿为什么这样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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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演进，就像多副交叉相连的多米诺牌阵。任何一方面的发展变化，实质上都是逻辑展开其自身的过程。要真正看清一个人或一个地方的发展演变，都必须在一个范围更大的时空格局中寻找原因。被考察的时空范围越广，就越能够接近潜藏在时间背后和历史深处的真正原因。★（★历史是一位小气而富有的老奶奶，你不去关心她，她就不会把压在箱底的好东西留给你。）基于这样的考虑，在了解楼忠福和他的事业进入高速发展期之前，先看看生养他的故乡东阳就显得非常必要了。
东阳在浙江算不上是著名的地方，不过这个位于浙江中部的县级市与浙江其他地方一样，也有钟灵毓秀的自然山水和厚重的人文积淀。
钟灵毓秀的自然山水，当然是上天赐予东阳人的无价珍宝，也定能赢得衣食无忧的诗人和游客的喜悦。但是对于世世代代生活在当地的百姓来说，造物主在赐予他们无价的山水的同时，也赐予了他们必须远走四方才能谋得三餐的物质基础。东阳地貌的基本特征是‘三江夹两盆，两盆涵两江’。东阳百姓面对的现实是‘地少山多，旱涝迭起’。在靠天无望的情况下，东阳人惟有奋发求生，四出谋生——或‘学而优则仕’，或‘武而优则将’，或‘艺而优则匠’——形成了‘人文荟萃、百工竞艺’的社会氛围。据《东阳县志》记载，东阳‘治兵将帅、执掌权柄之才代不乏人’，自隋唐开科取士至满清科举废除，进士题名共305人（武进士74人，武状元6人），县令以上官职1086人，其中文职官员442人（正副宰相5人），武职人员312人。历代正史立传者17人。民国期间比较著名的人物，有中国新闻界名人邵飘萍，北伐名将金佛庄，百工艺人蒋雪舫、马富进等。新中国成立后，东阳的名人主要在学术界，如物理学家严济慈、法学家赵琛等一批国家级学者。发达的人文使东阳很早就进入到中国传统文化★（★传统文化资源与改革开放后的经济发展状况应该不是一种成正比的关系，否则改革开放后经济发展状况最好的应该是河南、陕西和北京，而不是浙江、广东和福建。浙江经济的大好态势，主要不是因为发达的传统人文。发达的人文，只能说明浙江人的杰出品质。北方人笑广东没有文化，实质上是一种义和团水平的观点。）的谱系，李白、韩愈、刘锡禹、王安石、朱熹、王阳明等中国传统文化的代表人物都曾与同时代的东阳名人有交往和联络。所以东阳作为一个地名早就广泛见诸中国文化的典籍中，如李白的《见京兆韦参军量移东阳》、刘锡禹的《答东阳于令题寒碧图》、王安石的《东阳道中》、陆游的《东阳郭氏山林十六咏》、宋濂的《送东阳马生序》等等。而东阳发达的手工业传统，不仅直接反映在东阳本地，随着东阳艺人的四处闯荡，东阳的木雕、竹编和火腿都成了驰名中国、蜚声海外的产品。东阳木雕是中国四大著名木雕之一，当地最著名的古建筑群‘肃雍堂’集中反映了东阳人在建筑、木雕和文化方面的杰出成就。占地500亩、有数千间房屋的‘肃雍堂’被喻为‘民间故宫’，是东阳各种建筑工艺的集大成之作。嘉庆、道光年间，东阳数百名木雕艺人应召从事皇宫雕饰，杭州灵隐寺内也有东阳手工艺人的木雕佛像。清末民国期间，东阳艺人在杭州、上海、广州、香港和南洋各大城市都有经营。蒋夫人宋美龄在上海就曾慕名到东阳人开的‘王盛记’选购木雕樟木箱。1948年香港新任总督葛洪量也在东阳人开在香港的‘香港华兴公司’购买一对木雕樟木箱，作为结婚贺礼送给伊丽莎白二世。东阳不少竹编精品曾作为国礼被收藏或者送给外国友人，美国总统尼克松就曾得到中国领导人送给他的东阳竹编。东阳的木雕、竹编和火腿在民国期间已经在德国和巴拿马的国际性博览会上获得过金奖。蒋雪舫的‘雪舫蒋腿’在产业化上已经相当成功，不仅成为‘红顶商人’胡雪岩送给京城显贵的必备特产，而且产品远销欧美、日本和东南亚。建筑业也是东阳具有悠久历史的传统行业。民国初期，东阳的工头、师傅和小工就组建成‘老师班’，四处承揽工程和开设作坊。1928年，夏楼人楼发桂就在杭州设立了工匠超过一千人的楼发记营造厂。同年浙江大学农学院调查发现，东阳外出谋生的建筑工匠达到82473人，这个人数到改革开放后的1988年还没有被超过。也是在这一年的7月29日，东阳泥水业职业工会成立。新中国成立后一个月，东阳建筑工会就成立了，而浙江省随后成立的一建和三建，职工队伍主要是来自东阳的工匠。上世纪50年代的漳州铁路、上世纪60年代的三线建设、上世纪70的武汉钢铁厂建设，政府都曾抽调过大批东阳建筑工人参加。从晚清到民国，东阳人依靠当地传统技艺，成功地到全国和亚洲周边地区开展商业活动的同时，也把西方的近代工业和近代技术引进家乡。从纺织、印刷、化工（肥皂和化肥）、五金、皮革、造纸、发电、采矿等近代工业，到电动辗米机、缝纫机、自行车、摩托车、汽车、照相、电报、电话、沼气应用等代表近代技术的产品，在民国期间都已经被引进到东阳，与市场经济相配套的服务业，如典当、钱庄、信用社、银行、邮政、旅店、百货、汽车运输也都在民国期间逐渐兴起。东阳传统手工艺人的走出去和近代工业技术的引进来，不仅让东阳与中国和世界的发展潮流紧密联系在一起，更掀起了东阳近代史第一个生机勃勃的现代化高潮，为东阳人提前进行了现代工商业意识的‘文化洗礼’。这种意识观念上的‘洗礼’对于东阳日后发展的重要性，是怎么估计都不为过的。正如释迦牟尼所说，‘天下事壮莫过心’，一种优秀的文化一旦演化成深入人心的传统，即使其形而下的可见之‘器’被消灭，但是只要气候适合，其形而上的无形之‘道’便会立即重新生长出茂盛的‘器’来。★（★最近，前新华社广东分社记者王志纲在一次演讲中把浙江商人比喻为以色列的‘沙漠玫瑰’，这是一个很绝妙的比喻。‘沙漠玫瑰’是一种极为罕见的耐旱植物，在没有水的时候会枯萎，但枯而不死，一两年后，再置于水中，它又会复活，又会盛放。东阳人没有见过这洋玩意，但东阳的‘霉干菜’精神却是远近闻名的，东阳能够在各行各业都人才济济，据说跟这‘霉干菜’大有关系呢！）美国最伟大的法官之一勒尼德汉德曾对美国人说：‘自由只存在人们心中，如果它在人们心中死去，没有任何宪法、法律或者法院能够挽救它。’东阳传统工商业文化和民国期间第一次现代化高潮的不朽之功，就是在东阳人——从妇女儿童、贩夫走卒、百工匠人、乡绅秀才到达官贵人——的意识深处‘润物细无声’地植入了现代工商业文明的‘道’。有了‘道’的启蒙，就有完全不同的观念和思路，等到中国命令式的计划体制‘笼破鸟飞’——中国人迎来‘思路决定出路’的时代之后，东阳的百姓和官员不但没有‘新时代的不适应症’，而且能够比中国很多地方更快地找准自己的新角色，找准自己的新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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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阳人宝贵的现代化进程，虽然在1949年后被计划经济所中断，但是现代化潮流顽强的生命力并没有完全消亡。在计划经济的夹缝中诞生的众多综合社和社队企业，虽然受到无数限制并经受过不少打压，但却临时成了这股顽强生命力的安全载体。待到整个中国经济在计划体制的泥潭中挣扎到气息奄奄后，这团不屈的生命之火再次突围而出，经过改革开放的春风一吹，便立刻燃成燎原之势。以建筑业为例，虽然私人性质的建筑队不可能被允许存在，但以集体企业名义存在的建筑综合社却可以跨县出省承包工程。建筑综合社虽然一度被当作‘复辟资本主义的防空洞’而遭解散，但是东阳建筑业的队伍、建筑综合社却一直或明或暗、时而合法时而非法地顽强存在着，当地领导干部对东阳民间建筑业的发展，也尽量采取保护、支持的态度。1978年改革开放后，东阳各级领导顺应农民发展建筑业的趋势，在政策上采取鼓励发展和保护的措施，民间建筑业的骨干立即拉起建筑队伍四处承揽工程，到1985年的时候，东阳的建筑队伍又增加到近5万人，产值超过了2.5亿元。东阳历中的人文背景和现代化历程，在浙江省其他地方也同样存在，有的地方如宁波、温州、绍兴甚至还超过东阳。正是这些隐藏在时间背后、潜藏历史深处的因素，让改革开放后的浙江经济和浙江企业群落在中国呈异军突起之势。而那些不曾深入浙江最基层、不曾研究过浙江各县地方志的人，在试图解释浙江经济和浙江企业家群落何以在改革开放后一枝独秀于中国的时候，难免陷入迷惑和不得要领。通过对东阳历史追本溯源、实事求是的考察，一个隐藏的脉络已经呈现清晰的轮廓：东阳的现代化进程和第一次现代化高潮早在民国已经出现，东阳人的意识观念早就经历了现代工商业文明的洗礼；新中国成立和国有计划体制的实行是东阳现代化进程的中断；而1978年后的改革开放只是让已经中断了的现代化进程得以继续，期间各行各业所出现的蓬勃发展态势，已经是第二次现代化高潮。东阳和浙江其他地区之所以呈现了与中国其他地方完全不同的强劲发展态势，主要得益于它们厚重的工商业文化传统和民国期间第一次现代化高潮的‘文化洗礼’。这些埋藏在历史中的因素化做了‘肥沃的春泥’，所以改革开放的春天一到，东阳和浙江省各个地区，都能够茁壮地成长起一批企业和企业家。
长江浪里‘读’时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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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一个拿工资的小科长，一下子变成了承担企业全部风险和收益的公司经理，是一个跨度很大的角色转换。而楼忠福个人角色的转化和适应过程，也正好与改革开放中整个国家的转化和适应的过程重叠——中国经济从计划体制向市场化体制的全面转换，也正是在1984年底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后正式启动。虽然改革的目标直接对准体制，但是由于中国并没有采取一步到位的‘休克疗法’，而是采取分步替换的温和渐进方式，在很多方面都是新旧并行。所以中国经济的‘增量改革’成就，主要是依靠国有体制外的非国有力量——无数个像楼忠福一样的民间创业者，当然也包括港台和外国资本家。从变革的角度看，楼忠福以及众多类似的改革参与者、创业者的个人行为在这个特殊的时代背景下已经‘聚合’成‘国家行为’，他们的个人命运也‘汇演’成了‘国家的命运’。没有既定的承诺，也没有安全的保证，一切都靠自己闯、自己试和自己承担，但是他们的发展为中国的改革找到了方向，他们的成长为改革的突破提供了信心和理由。春节过去，新一年的工作就开始。‘新官上任’的楼忠福的心情，很快就从喜悦、兴奋变为压力下的紧张。公司的事务安排妥当之后，他决定出去走走，一来可以检查分散在各地的工地，看看祖国各地发展情况，二来可以散散心、整理一下自己的思路。他带上几个随从人员驱车从东阳出发，先到杭州，检查完杭州工地的情况，再从杭州坐飞机到武汉。那时候，坐飞机在中国还是很稀罕的事情，老百姓不是有钱买机票就可以坐飞机，还需要有一定的‘级别’或者‘单位证明’。这批刚刚‘洗脚上田’的农民，对上山爬树、骑牛跑马倒是习以为常了，但是对于‘骑着铁鸟巡天’却是人生第一回，所以大家上了飞机后既兴奋又紧张。只有楼忠福例外，既不兴奋也不紧张，因为他的注意力不在这‘铁鸟’身上，他的心思一直在地北天南地遨游着。只一壶龙井茶的功夫，‘铁鸟’就从雷峰塔飞到黄鹤楼。楼忠福虽然没有功夫体会这次‘处飞’的兴奋与暗惧，但是‘才下雷峰塔又上黄鹤楼’的神速，还是给这个用水牛把新娘子接回家的东阳汉子以现代化的震撼——他由此而联想到自己公司的技术装备和技术人才的落后。这种震撼，应该不亚于晚清的湘军少帅胡林翼在长江第一次目睹英国人的小火轮。飞驰的小火轮把见惯风月也见惯戎马的胡林翼吓得失惊堕马，回过神来之后，他缓缓对身边随从慨叹：‘太平军不平不足惧也，来日中国之不测祸难，恐怕就隐藏在这小火轮上。’制服过大水牛的楼忠福虽然没有‘失惊堕马’，但是这种直觉的震撼交织着一日千里的时代变革震撼，在楼忠福的精神世界里撞击出无数的‘紫电清霜’。这种‘紫电清霜’，估计也曾在中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的脑海中闪过。1978年中国高层领导满世界地跑，邓小平也一口气跑了8个国家。在日本日产公司，这个曾经在法国勤工俭学的老人再次看到了资本主义最新的‘奇技淫巧’——自动化生产、数控机床和让人‘失惊堕马’的效率——日产的人均产量与中国一汽相比，居然是94：10。举重若轻的邓小平毕竟是留过洋的人，他也没有‘失惊堕马’，只是缓缓对身边随从说：‘我明白什么是现代化了！’武汉当时的建筑业当然并不见得现代化。楼忠福检查完自己的工地后，也觉得今次行程意犹未尽，所以他决定乘船顺江而下，去感受滚滚长江的拍岸惊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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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樯动，龟蛇静，楚天阔，而长江险——武汉，自古以来就是中国各路豪杰练胆养志之所。★（★欧洲人是幸运的，一个不大不小的地中海，从一开始就为他们的文明孕育了一个壮美的精神胚胎。从文明起源的角度看，浩瀚无际的太平洋对于中华文明来说，确实是大而无当的，甚至大得连我们的祖先从一开始就没有了兴趣。数千年来的文化典籍中几乎找不到几处海洋的痕迹。激情澎湃的诗人们，只能对着黄河、长江、高山和戈壁吟唱，直到金发碧眼的‘岛夷’从海上袭来，我们才猛然发现隐藏在大海波涛里的奥秘。）即使是对历史全无所知、对人生毫无激情的人，只要往长江边一站，也顿感热血沸腾、气吞万里。轮船下午从武汉出发，顺流东下，在峻峭的石壁和浩淼的长江中恍如一根飘逸的芦苇。太阳西下，映照出满天彩霞，也在江面上撒满了跳动的金光。晚饭的时间到了，楼忠福决定和同事们痛饮一番，好洗洗连日的仆仆风尘。武昌鱼肥，天府酒香，觥筹交错、起坐喧哗之间，是地北天南、时空交错的话题，和饮马挥鞭、横槊赋诗的感受。夜色迷茫，浪花滚滚，很快就将夕阳、落霞和跳动的金光一起，淘入江底。酒酣宴尽后，那些劳累的东阳汉子都睡了去。而内心激荡着万千感受的楼忠福却无法成眠，他独自走到舱外，站在甲板上迎风而立。月亮爬上了天空，把众多的星星都遮掩在银光之后——这是一个曹孟德吟唱过的‘月明星稀’的夜晚。在这样的夜晚，苏东坡也曾在长江上泛舟饮酒、神游故国和慨叹人生。★（★一条长江，中国人千百年来只是从中读出了人生的虚无、历史的空洞，这方面最典型的就是苏轼和罗贯中了。直到毛泽东的如椽大笔横空出世的时候，中国人才真正从中读出了激情，读出了一口前无古人的阳刚之气。作为诗人，毛泽东确实是当之无愧的‘一代天骄’。也难怪今天很多中国人仍然对他佩服得五体投地。）青山突兀，逝水东流，无尽的长江确实是容易让脆弱而敏感的文人伤神的地方。但对于习惯大碗喝酒、从来做事都风风火火的楼忠福，从滚滚浪花中所‘阅读’到的并不是历史的空洞和人生的虚无，何况此时的他全部心思都灌注在东阳三建的未来发展上。船入黄州，过赤壁，江面渐窄，流水渐急，而长江也越发显露其壮美。两岸壁立千仞，凌空乱石被朦胧月色虚构成剑拔弩张、杀气腾腾的战阵。浪急岸窄，江风冽冽，拍岸惊涛被夜的宁静烘托成人马嘶鸣、战鼓咚咚的震响。楼忠福从这‘战阵’中‘读出’了生命的气势和激情，‘读出’历史的沧海桑田和剑影刀光。他屏气凝神，心潮澎湃得如长江滚滚。成为一个冲锋陷阵的战士，曾经是他青春期内存在很长时间的梦想，可惜他的反革命家属的身份让他与短兵相接的铁血壮烈无缘了。但自从他在公司的印章上砍下三道深深的刀印后，他找到了策马挥鞭、征战沙场的感觉。他也一直把东阳三建看成一支军队，把自己当成正在带头冲锋的战士。当然这不是一个以铁血铸战功的年代，但他从一日千里的变化中感觉到，中国已经开始的改革开放就是一场翻天覆地的浩大革命。虽然这场‘革命’，不需要真正的挑灯看剑和横刀立马，但是如果要在‘革命’中胜出，果敢勇猛的胆魄、深谋远虑的韬略和视死如归的精神是一样不能少的。轮船在夜色虚构的‘战阵’中继续迎风破浪，楼忠福那个硕大的脑袋继续在高速运转。思绪如潮，一浪接一浪地翻腾着，由远而近，由虚而实，由浮泛到具体。他知道，作为企业管理的新手，自己的角色转换所需要的并不仅仅是在众人面前讲话不胆怯、不慌张的习惯，更重要的是承担风险的勇气、开拓创新的精神、知己知彼的清醒、操控大局的能力和谋划未来的战略眼光。他明白自己所带领的这支军队在装备、技术、知识、人才和组织上的落后，他感觉自己像一艘正在进入海洋的木筏上的船长。他知道这艘木筏是经不起风浪的，也是无法生存得好的。他告诉自己必须做好两件事情：第一是生存——保证这艘木筏在短期内的顺利航行，第二是发展必须抓住一切机会让这艘木筏脱胎换骨——提升设备、培养人才和完善企业组织及文化建设。他在心里告诉自己，中国这场改革开放不仅是决定国家命运的一场时代变革，更是决定他人生命运的沉浮机遇。★（★时机、时势，是一个特别重要的东西，无论是对于战争、政治还是商业。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就特别强调古代富商对‘时’的重视，他甚至把企业家精神归结对一个‘时’字的把握。他在《太史公自序》中说：‘布衣匹夫之人，不害于政，不妨百姓，取与以时而息财富，智者有采焉，作货殖列传第六十九。’）
‘啪！’楼忠福粗厚的手掌狠狠地拍在甲板的栏杆上，思海里闪过七个字——‘两军相逢勇者胜！’。他打住思绪，转身走回船舱。月夜下，轮船继续像一支芦苇，在峻峭的群山和浩淼的长江中顺流而下。待续
策划：卢志信乔耀辉作者：龙镇洋周建顺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