堅硬的鐵錘
A
戰局已看清，決心也已橫下，但事情卻不能畢其功於一役。作為鐵匠的兒子，樓忠福知道一把利劍不是一錘就能打出來的，利劍需要多次鍛燒、需要多次錘練、需要多次淬火。他明白要做點事情，不但要有膽量、魄力，還需要有耐心、有韌勁。
上世紀80年代中期，中國絕大多數人的溫飽問題雖然緩解了，但是那時候的中國仍然是百廢待興，很多物資都極度短缺。所以各行各業的發展都非常迅速，投資和消費的需求都非常旺，整個經濟增長也非常迅猛。到1985年，浙江的國內生產總值已經從1978年的123.72億元增長到427.50億元，人均國內生產總值也從1978年的331元增長到1063元，第一次突破了1000元的大關。浙江的建築業則從1978年的6.55億元，增長到1985年的20.23億元。
在這麼一個經濟大環境下，樓忠福根據大勢判斷東陽三建暫時的生存是不成問題的，因為浙江的建築業需求增長很快。那時候中國的建築高度和難度都比較低，對建築施工隊伍的各種要求都還比較粗放，整個建築市場還處在建築隊伍短缺的狀態，而且墊資、欠資的事情都還聞所未聞，開發方的資金一般都是有了真金白銀才搞建設，并且會預支一部分工程款。★（★對於人生的起點這麼低的樓忠福來說，選擇了建築行業是非常幸運的，因為從這個行業切入，根本不需要太多的知識和資金貯備。如果他當初選擇的不是建築，而是別的行業，他要完成原始積累的過程可能要更加漫長和艱苦。）所以只要有適當的市場布局，憑藉公司將士們的勤奮、努力和拼搏精神，短期內業務量和利潤的增長都是有保障的。他把市場分成三大「陣地」東陽、杭州和寧波。東陽及金華周邊地區是傳統領地，人脈關系熟悉、市場信息靈通，企業信譽基礎比較好，這塊傳統領地需要鞏固。浙江以外的業務，也屬東陽陣地。杭州是省會，市場大、要求高、操作規範，目前雖然成績不大，但這里潜力大，是必須扎根立足的高地。寧波是僅次於杭州的大城市，正在搞大開發、大建設，雖然陌生，但機會多，可以開拓。各個陣地和戰場都有負責人，公司職員都是東陽本地人，大家都相熟，
各個部門和各支隊伍的協調配合也都跟過去差不多。員工對樓忠福豪爽大度、重友情、講義氣的性格也都很了解，他也充分信任公司職員。他充分尊重公司原來的人事安排和組織結構，在接手經理職務之后基本沒有作公司內部的職務調整。而且內部已經實行了承包制，大家的利益都跟個人的努力相連，大家干勁十足，信心也十足。所以對於公司短期事務的管理，樓忠福并不用花費太多的精力，只要抓好各項工程的質量、進度和安全等關鍵問題，暫時的生存就基本可以放心。樓忠福更多的精力主要花在解決發展的問題上，也即如何提升和改善這隻木筏，這是關系長遠發展的戰略問題。他強烈地感覺到自己的知識不足，他如飢似渴地學習，從報刊雜誌上學，向自己接觸的各種朋友學，到學校去進修，到深圳特區等各大城市去參觀考察。他給自己家里訂了《人民日報》、《浙江日報》和《中國建設報》。只要在東陽，只要每天不用太晚回家，他的頭一件事情就是泡上一壺茶，然后就坐下來一本正經地閱讀報紙。★（★據樓忠福身邊的人講，他有非同一般的記憶力和領悟能力，這是他能夠快速長進的重要原因。人家對他說，如果他小時候有機會好好讀書的話，就成不了企業家了。但他斷然拒絕這種說法，他說，如果他從小就有機會好好讀書，他能夠做得更好。他始終把早期教育的荒廢看作是終生遺憾。起點低卻善於學習是中國第一代創業者的共同點，但他們身上的企業家精神的濃度，恐怕是他們教育程度更高的后輩能夠望其項背的。）他還作出新的「家庭約法」，在他閱報的時候，家里不許有人大聲干擾。跟他結婚十多年的太太王益芳覺得丈夫像變了個人似的，生活的內容跟以前完全不一樣了。那個「大模大樣」的嚴肅認真的閱報架勢，更讓她看不習慣怎麼突然變得「跟一個干部」似的。在她眼里，丈夫仍然是從前那個粗短結實、豪放大度、性格爽直、喜歡結交朋友的漢子，但是她不明白自己丈夫的「精神重心」已經從她和孩子的身上轉移到了自己經理的角色上。所以她也未能體會到，自己的丈夫在一個一日千里的變革時代和自身巨大的角色轉變過程中，對知識和信息的飢渴程度和成就一番事業的抱負與胸襟。
B 但是樓忠福，這個「堅硬鐵匠」的兒子，卻十分清楚
「打鐵需要自身硬」的道理。他跟公司內外的朋友都說：「要打造最鋒利的劍，就必須先有最堅硬的錘子。一個企業的好壞主要看企業經營者的能力。我們鄉鎮企業不像國有企業背后有國家做靠山，我們是沒有媽的孩子，死活是沒有人管的，必須自己找飯吃。」
那時候中國的經濟總量中，國有經濟所占比例雖然在呈現下降的趨勢，而非國有經濟力量（含準國有的集體經濟）的比例在不斷超越國有經濟力量，但是國有經濟中仍掌握著整個中國經濟命脈的關鍵部門，在體制中仍享受著一貫的「貴族」地位。而與國有經濟相適應的舊經濟體制仍然在運轉著，對非國有性質的國內企業的各種制度性歧視、觀念性歧視仍然非常普遍地存在。尽管東陽城關建築公司這頂「紅帽子」能夠成為他們闖蕩市場的「通行證」，但是這張「通行證」在等級森嚴的計劃經濟體制★（★同樣是在1984年開始創業的柳傳志在回顧民營企業的艱辛創業歷程時，曾經感叹說：「鸡蛋孵小鸡的溫度應該是39度左右，我1984年辦企業的時候溫度是42度，生命力極強的小鸡才能孵出來，大批的鸡蛋孵不出小鸡。」
創維集團的黃宏生也曾感慨說：「民營企業是野生的。」）中「名分」的級別還是太低了。「名分」級別低就意味著禁區多，市場自由度和空間狹小，所以這個問題必須盡可能快地解決。1985年中，東陽縣所屬的金華地區變更為金華市，地區變換為市本身就是中國政府為了適應經濟改革需要而進行的調整，所以很多東西都可以跟隨著一起變化。樓忠福看到了這個機會，也不失時機地抓住這個機會把東陽城關建築公司更名為「東陽縣第三建築公司」。「名分」由鎮級提升為縣級，意味著自由的增加，意味著很多原來不能做的事情現在可以做。而且好處立即就得到體現公司更名升級后，很快就把東陽另外一個鄉鎮建築公司盧宅建築工程隊兼併了進來。
東陽三建也由一艘孤單的木筏，變成了兩艘捆在一起的木筏。但是樓忠福知道，兩艘木筏捆不成一艘大船，他并不滿足於這個「名分」的小小提升，他清楚自己經營的這個企業如果要真正在市場上站穩腳跟，還必須做到名實相符。他清楚自己公司的家底，承包的時候城關建築公司總資產不過80萬元。除了幾棟兩層的辦公樓、幾處構件工場等不動產外，就是一些比較簡單的電動機械設備，如刨機、攪拌機、卷揚機等。設備數量只有十幾台，無法滿足工程量增加的需要，設備資產加起來也就十幾萬元。職工隊伍倒是能夠湊個一兩千人，但是都是些會干粗重活的農民子弟和一部分有蓋房經驗的水工、木工，整個公司連個工程師都沒有，員工最高學歷就是高中。盧宅建築工程隊加進來后，資產稍為增加一些，但并沒有實質變化。
可是要在短時期內改變整個公司的狀况是不可能的，這不是光有想法就可以實行的，還必須有真金白銀，需要專業知識和專業人才，但是承包經營才剛剛開始，哪來的資金呢？中國的銀行只是老百姓的儲蓄所和國有企業的貸款機，對於他所承包的這個鄉鎮集體企業自然是「金口難開」的。而一個以農民為主體、有工開則聚無工開則散的鄉鎮建築企業，又憑什麼去招募和吸引人才呢？又一個「陣地」擺在面前，考量著這個東陽「戰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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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與人的不同，只有在困難挑戰的試金石面前，才能分辨。正因為這個道理的支撐，「是驢是馬拉出來遛遛」，才會成為南北通用、永不過時的中國俗語經典。
改革開放后的中國，確實是一個能夠遛出驢和馬的年代和場所，因為在此之前中國人只有一個「國家户主」，都被裝在不同的公有制「麻袋」里，都沒有出來遛遛的機會。舊有秩序中驢和馬的分類，多數都不是實際競爭中遛出來的，而是被按照某種空想和強制的標準來「指驢為馬」或者「指馬為驢」的。在那個水往高處流、蘋果掉到天上的時代，即使有「遛」的機會，也多數時候是一種「反熵」或者「劣幣驅逐良幣」的「逆遛」，而遛出來的結果，正如北島在《回答》一詩中所說的那樣——「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證，高尚是高尚者的墓誌銘」。★（★我們的先人也說，「世上清官少，天下苦人多」。如果單純從人的道德一途來尋找社會問題的答案，肯定是找不到答案的。如果我們的社會不想再發出這樣的哀叹，唯一的辦法是從產權的角度消除「一夫為柔，萬夫為剛」社會的微觀基礎。否則我們就永遠沒有機會說：「此處不留爺，自有留爺處。」
所以說一個社會如果存在嚴重的道德問題，必定是首先存在嚴重的經濟問題。沒有權利和自由做基礎的道德是靠不住的，正如西方人說「總統是靠不住的」。）
當然北島只是個詩人，他這兩句詩，就像黃永玉的小詩《不准》一樣，雖然在文學的意義上體現了深刻，但文學的深刻再深刻也無法超越感性的道德話語。道德固然無所不在，也來得方便直接，但中國傳統的危險是道德的話語往往由文人包辦了，而文人一旦為掌握槍桿子者所「御用」或者「纖筆與毛瑟槍握手」之后，老百姓就只能在氾濫的道德洪流中成為「餓死事小，失節事大」的蟻民了。而傳統文人包辦道德話語的最大危險，就是容易引領社會對金錢、私有財產的仇視和敵意，最終是賬本與算盤的殘灰未冷，那邊就搞起「要商量」的「焚坑事業」了。★（★關於文學，《珞珈山：甲申再祭》一文講得我們這些與文字打交道的人實在無地自容：在中國，文學可以躲得開政治，政治則躲不開文學。統治階級需要文學，人民則不一定需要。中國歷史上有那麼多文字獄，就可以知道文學有它的力量。它足以使暴君發抖。歷史上同樣有那麼多諂媚的文學，也可以看出文學的力量。它足以使人民發抖。文學是永恆的，政治是短暫的。文學是春天，政治是夏天。當權者害怕文學，文學同樣也害怕當權者，他們都不害怕的只有一樣東西——人民。）因而改革開放后的中國，所需要的道德顯然是權利基礎上的道德，是洛克、霍布斯、哈耶克、阿馬替亞森等思想大師以智慧「開了光」的道德。當然在上個世紀的80年代，這些人的思想和著作還遠沒有為中國讀者所知，就算在知識界也沒有開始流行。
在中國改革開放的競技場上，游戲規則、理論依據和價值觀念等一切，那時候顯然沒有設定的權威，所有參與者都只是「驢馬未辨」的「匿名少數」，都在等待著現實困難的篩選。
作為「發於畎畝之中」的鄉鎮企業經理，樓忠福不滿足於只賺幾個錢。他能夠看到自己和企業的短處，并努力提升自己和自己經營的企業，顯然已經超越滿足於溫飽和求安穩的心態。不過要把東陽三建這艘「木筏」變成可抗風浪的建築巨輪，樓忠福還必須躍過現實深闊的「檀溪」。
他知道投資設備的風險、得失和難處，但他更從實際經營中看到嚴峻的現實憑公司目前簡陋的設備根本承攬不到難度稍高的工程，即使能夠承攬也無法按質量
要求完成。所以他橫下決心以貸款來為公司添置設備。設備投資意味著當年利潤的減少，很多朋友都認為他這樣做是損害自己的利益，但是他看到的并不是一時的得失。他跟朋友說：「一個人有多大的胸懷，就做多大的事業。不抓設備投資今天沒飯吃，不抓人才培訓明天沒有飯吃。企業要發展，就要有積累，利潤不能都分光吃光，否則誰都吃不長。」
在貸款十分不容易的情况下，他動用所有辦法，在1985年內籌措了160萬購買機械設備，包括貨車、拖拉機、攪拌機、卷揚機。160萬在1985年的中國絕對不是一個小數目，當年東陽的國內生產總值才4.8億元，人均國內生產總值才665元，機關和國營單位職工的人均年工資才1148元，集體單位職工人均年工資不到800元。那時候在單位上班的絕大多數中國人每月的工資都在100元以內，能夠拿到100元工資的已經是鳳毛麟角了。「萬元戶」在當時算是中國的「頂級富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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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筆投資在當時浙江的建築界都堪稱壯舉，因為這筆投資比東陽三建在1985年的利潤還多，比公司過去十年的投資總和還多。當時浙江的國有建築企業都很少敢這麼做，那些國有企業的經理都感叹樓忠福的魄力和膽量，因為一下子投入這麼多錢來購買設備在國有企業可是要開很多會議、做很多請示才能辦到的。但樓忠福說：「我是農民，你們是機關干部。我沒有什麼好怕的，你們頭上有烏紗帽。」★（★世人都說企業家是「天生的賭徒」，其實在一個「理性不及」的世界里，人生又何嚐不是一次賭博呢？只不過書生們只喜歡「怡情的小賭」，而企業家敢於「背水一戰」罷了。）
投資壯舉的回報效果十分明顯，1985年東陽三建的產值從上年的950萬元增加到1691萬元，利潤從上年的67萬元增加到139萬元。
頭一年經營的成功讓樓忠福投資設備的決心更堅定，在接下來的三年中，他又投入了800多萬元添置機械設備，使東陽三建公司的機械設備在數量上超過1000台，在數量、技術含量和種類方面，都超過同等級別企業，一下子把競爭力的差距拉開。
上世紀80年代中國的物資仍然非常短缺，建築企業的生產還都相當粗放，設備也相當簡單，鄉鎮建築企業更是如此。如果把那時候中國鄉鎮建築企業比喻成狼群的話，那麼設備實力已經大大增強的東陽三建，此時顯然正在長出更鋒利有力的鋼爪。按照經濟學原理，資源在最稀缺的地方發揮最大的效用，東陽三建在當時的建築市場中的優勢，顯然不再是一種「數量型的優勢」，而是一種「秩序型的優勢」。這種優勢，更像草原的狼群中突然「异化」出一頭獅子，把原來的秩序都改變了。
當然「鋼爪」只是東陽三建的硬件，要讓硬件能夠運轉起來還需要「軟件」升級——這就涉及到人才和知識。他在公司大會上說：「不抓好質量，今天就沒有飯吃，不抓好智力投資和技術培訓，明天就沒有飯吃，企業就是短命的。」
沒有專業知識就沒有建築工程的質量保證，這是一個眼前的問題，而人才的培養不是短時間內能夠解決的，所以樓忠福只有厚禮誠心從國有企業中請「諸葛亮」了。這不是樓忠福單獨遇到的問題，這是當時中國，特別是江蘇浙江一帶，所有鄉鎮和民營企業普遍存在的問題。而鄉鎮企業從國有企業「借腦」的舉動，在解決鄉鎮企業的發展障礙的同時，無意中又帶出了中國另一幕影響深遠的變化。那時候尽管中國整體處於人才和知識都比較短缺的狀况，但是平均主義和大鍋飯思想仍然在國有企業中延續著，國有企業中的專家還沒有體會到知識的市場價值。但是許許多多類似東陽三建這樣的鄉鎮企業的興起逐漸改變了這個國有經濟的傳統，大批國有企業中的專家正被鄉鎮企業厚禮重金請去當顧問。他們的專業知識，作為中國經濟發展中的「稀缺資源」在鄉鎮企業中發揮了最大的效用。這些專家的才能雖然在國有企業沒有得到充分的發揮，但是他們并沒有完全拋弃「食之無味弃之可惜」的鐵飯碗的勇氣和決心，他們對鄉鎮企業的「體制外服務」多數在周末進行。所以「星期天工程師」作為改革開放初期一種特殊的歷史現象，就出現在鄉鎮企業和民營經濟最發達的江浙一帶。知識的市場價值，由此開始在中國得到體現。
樓忠福「借腦」的第一個對象就是浙江省錢江建築公司的高級建築工程師戴達雲。樓忠福在1982年的時候就認識了這位高工，樓忠福出任東陽三建公司經理后，也不時請他提供智力支援，但當樓忠福提出請他到東陽三建工作的時候他拒絕了。
但樓忠福這個人看上一個人才是不輕易放弃的，經過再三邀請，最終用誠意和魄力打動了戴達雲。
這位老專家在1987年退休后，很快就離開省會杭州，到東陽縣城為三建工作。除了戴達雲，樓忠福還重金從浙江建築科學研究所等單位聘請了一批高級工程師當技術顧問。有了專家的把關，樓忠福很好地解決了人才短缺的發展障礙，對建築質量和技術難題也不用擔心了。
但另一方面，樓忠福并沒有放松對公司的人才培養，這是一件關系長遠的事情，他看得跟設備添置一樣重要。那時候，日新月异的改革開放局面和經濟的蓬勃發展，讓所有中國人都感覺知識不足，各種各樣的培訓和教育也應運而生。樓忠福鼓勵公司員工參加各種知識和技能培訓，除了組織員工參加東陽建築工業局的各種短期培訓班和夜校外，還抽調公司各部門的骨干和文化基礎好的年輕職工到杭州和上海的高校深造，對學有所成者給予獎勵和重用。
為了替公司吸納人才，他甚至做了一件高成本的「傻事」。1987年他給新籌建的金華城鄉建設學校捐資22萬元，條件就是對方必須保證每年輸送10名畢業生給東陽三建。可是這個新建的學校要到1990年才有第一屆畢業生，那時候樓忠福的承包期正好結束。這豈不是「為他人作嫁衣裳」，因此外界都認為他是個「傻瓜」。可他卻覺得一點也不傻，不管將來誰承包，反正培養了人才都是為社會作出貢獻。他對人才培養就是這麼慷慨。
如果把設備添置、知識和技能的提升以及人才培養看作是企業的「內功」，那麼樓忠福作為建築公司的經理，他關注的不僅是企業的「內功」還有公司的「外形」。1986年底，他決定讓東陽三建有一個更好的「外形」——蓋一棟當時在東陽最氣派的辦公樓。
他的這個決策遭到不少同事、朋友和政府干部的反對，因為當時東陽三建的日子并不寬裕，一下子搞這麼一棟辦公樓沒有必要。那時候，多數中國人還沒有「外形包裝」的市場意識，「一流產品，三流包裝」的傳統還在延續。但樓忠福卻看到了「內功」和「外形」不能偏廢，他說：「我們是建築企業，不是去討飯，如果自己的辦公樓都那麼陳舊、矮小，客戶跟你談業務都沒有信心。有了氣派的辦公樓，每個業務部門和每個工程隊都有自己的辦公室，客戶到來就立即有深刻的印象，對我們也有信心了。」
三建大廈1987年動工，第二年投入使用，在很長一段時間內都是東陽市最氣派的標志性建築。就這樣，東陽三建這隻「木筏」在「船長」樓忠福的經營下，很快變成了一艘能抗風浪的輪船，從內到外都得到了很大的改善和提升。待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