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八仙桌上吃牛排

如果把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的中国经济改革，看作是一场没有‘标准动作’的‘自助舞会’，那么这场舞会显然是没有‘舞师’，也没有‘乐师’。三十年的计划经济不仅把资产阶级消灭了，也把‘皮上的毛’——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学说一起‘剃’得‘无发无天’。所以‘舞会开始之后’，吴敬琏等‘乐手’都深感学力不逮，年过半百也不得不漂洋过海，短衣匹马地去寻找已成绝响的‘高山流水’。杨小凯、周其仁、汪丁丁、钱颖一等一批上世纪90年代后成为‘舞会鼓手’的学者，此时几乎都在美国当学生。这样，改革大军中的‘匿名少数’，实际上是在‘二胡的悠扬旋律’中寻找‘圆舞曲的节拍’，在‘功夫的拳脚功架’中探索‘华尔兹的舞步’。一个国家或者地区的兴衰，大体取决于人的努力和机遇。人的努力之所以能够造就繁荣，不在于人民的勤劳、节俭、勇敢和诚实等美德，主要在于人的制度创新。一个社会制度的好与不好，不在于‘夜不闭户，路不拾遗’的风气，而在于每个人享有在一切方向上创新的自由和承担一切后果的责任。好的制度作为一个整体不是哪个精英设计出来的，而必定是从社会传统中生长出来的。人无时无刻不在传统的制约之中，人的努力就在于从传统的限定中，为改善自己的生存条件而创新。这段话是国内学者汪丁丁在上世纪90年代中说的，拿这段话来‘阅读’在上世纪80年代的改革实践者是再合适不过了——正是他们的探索和尝试，在中国土地上踏出了‘合作秩序扩展’的路径。

合作秩序的扩展

A 1988年气派的东阳三建大厦启用后，

楼忠福特意在大厦一楼搞了一个在当时东阳城区都算很上档次的宾馆。这个宾馆既是员工平时用餐的食堂，也是好客大方、广结人缘的楼忠福招待客人、接待朋友的主要场所。很多后来成为楼忠福下属和朋友的人，他们跟楼忠福的‘情感历程’就是从这里开始的。浙江新闻界、文化娱乐界的很多人都记得楼忠福对他们的诚恳邀请：‘到东阳来，不管公事私事，随时可以到三建大厦的宾馆来住宿、用餐。’他们并非对‘免费午餐’特别在意，倒是楼忠福的大度豪爽和真诚坦率让他们印象深刻。楼忠福对朋友的好当然并非起自出任经理之后，而是由来已久。1981年楼忠福在当材料科科长的时候，曾经当过他师傅的蒋立天要结婚。当时物资极度短缺，蒋立天做了一个新衣橱，却买不到衣橱的大镜子。结婚的日子越来越近了，蒋跑了好多地方仍找不到衣橱的镜子。此时他想到了当材料科科长的楼忠福，所以就跟楼忠福说了这事。楼忠福立即帮忙打听，可是问了一圈的朋友，得到的答覆仍然是没有。蒋立天见此情形就说：‘那就算了，以后再说吧。’但楼忠福却很把老师傅的事当回事，他对蒋说：‘别急，我再问问看。’当天深夜，当蒋立天睡得正香的时候，突然被一阵‘砰、砰、砰’的敲门声惊醒了。他心想这么晚了，还有谁来找。开门一看，原来是满身大汗、气喘吁吁的楼忠福，他身边就竖着一面用稻草捆绑着的大镜子。还没有等蒋开口说话，楼忠福就扛起大镜子说：‘快！快！快！把门开大一点，让我把镜子放进去。’蒋天立感动得说不出话，一把抱住了满身灰尘和汗水的楼忠福。原来楼忠福扛着这面大镜子，竟徒步走了40里路。这面镜子是怎么弄到的呢？那天下午，楼忠福通过朋友打听到金华市里有一个供销社那里有这种镜子，所以立即从东阳出发赶去金华。到了那里，又通过朋友才把镜子买到手。从金华乘火车回到义乌的时候，已经快到晚上9点，最后一趟班车早就走了。当时中国的交通还很不方便，自行车都还没有普及，更不要说机动车了，所以楼忠福惟有扛着大镜子一路走了40里地。这样的故事，在楼忠福的朋友圈中还有很多。如果说楼忠福为人大方豪爽、广交朋友的‘个人美德’和‘人格魅力’由此可见，那么这只是对楼忠福性格最表面的一种‘通俗阅读’。楼忠福为人的豁达豪爽、重情重义，是认识他的人的共同印象，但这种性格最关键的‘效用’并不仅在‘个人美德’和‘人格魅力’。如果用一种社会发展的理性眼光来‘阅读’楼忠福的性格，那么其关键的‘效用’，在于让‘合作秩序的扩展’在中国特殊的文化背景下成为可能。

‘合作秩序的扩展’，是哈耶克庞杂高深的思想宝库中极为重要而且锋利的一把‘剃刀’，所牵涉的内容广泛而复杂。中国千头万绪的现代化进程，也完全可以借用哈耶克这把‘剃刀’来‘阅读’。按照哈耶克的看法，‘资本主义’是一个充满误导性的概念，被称为‘资本主义’的东西的本质是‘自由企业制度’或者‘人类合作秩序的无限扩展’。让人痛心的是，‘资本主义’经过了三人谈虎般的以讹传讹之后，被误导得最万恶不赦和误导后果最惨绝人寰的地方，却恰恰在尚不知道‘资本主义’为何物的人群中——‘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就是对‘资本主义’最无知的人群在走火入魔后的最歇斯底里的梦呓★（★成吉思汗年幼的时候曾经不解地反问说：智慧怎么会在书里呢？看来成吉思汗并不‘只识弯弓射大雕’，他至少知道教条主义不是个好东西。）。

B 在哈耶克看来，经济发展的过程是在

越来越多的人中实现分工与合作的过程，也是‘合作秩序’不断扩展的过程。‘资本’在这个‘合作秩序扩展’的过程中，虽然担负了重要角色，但是真正不可或缺的是产权私有的社会基础和超越家族的社会分工的文化基础。这两样‘合作秩序’赖以扩展的东西，前一种在中国似有非有，后一种则基本是缺位。所以韦伯、梁漱冥、余英时和黄仁宇都认为，中国即使再独自发展五千年也发展不出‘资本主义’。改革开放之后的中国，这种情况虽然有所改善，但本质变化仍然不大。财产私有的现实存在虽然被允许，但在改革开放后二十年内仍然无法取得宪法和法律意义上的名分。党文化、党组织和国家主义传统，虽然某种程度为‘合作秩序的扩展’提供了必要的媒介，但亲情、家族在中国人文化心理上的核心地位仍然没有其他的东西可以替代。绝大多数中国人的存在意识，仍然有赖家庭和家族的坐标支撑，与基督教文化下超越家族的个人意识、‘天职观’意识和契约精神完全无法相提并论。中国市场化取向的改革开放，就是从这么一个精神背景和社会基础上开始的。所以作为市场经济中的组织者的企业家，如果要把企业在市场中做强做大，或者说把‘合作秩序’扩展开去，就必须有相应的手段在中国这种特殊的文化背景下把个人纳入分工体系。企业发展的过程，实质就是在越来越多的人中实现分工与合作的过程。在这个问题上，无论是出于自觉还是出于巧合，楼忠福豪爽大度、广交朋友、广结人缘的性格确实帮了大忙。广泛的个人关系、牢固的友谊，给他提供了扩展‘合作秩序’的信任基础。当然这并不是楼忠福的独辟蹊径，儒家文化影响下的东亚国家和地区，如日本、韩国、香港和台湾，早期的企业家要成长都必须依赖个人关系的路径，否则就谈不上相互信任关系，更谈不上‘合作秩序’的扩展。像《水浒》中的英雄好汉一样，为了表达交情，上世纪80年代的楼忠福常常得跟朋友大碗喝酒，在这点上他非常传统。但浙江的酒文化跟中国北方省份的酒文化不一样，浙江人在喝酒时说过的话，并不是在放下酒杯后就忘记了的。楼忠福和朋友的交情也并不是靠酒杯来维系，而是靠真情、责任和事业★（★韦伯和熊彼特都认为企业家是典型的反享乐主义者。在韦伯眼中，企业家精神等同于节制，甚至可以等同于合理缓和不合理的物欲冲动。在熊彼特眼中，企业家是为了做事情而做事情，为了冒险而冒险，因为他们能够从中得到快乐。楼忠福身边的人说，直到现在他最喜欢吃的东西，仍然是他母亲做的鸡蛋面条。）。

C 而一旦成为朋友之后，

楼忠福就不再是端起酒杯来跟朋友说话，而是和朋友一起吃面条，一起为事业打拼。他常常跟朋友说：‘做一点事业，交一世朋友。’他总能够以超出朋友预期的方式满足朋友的需要，总是以最宽松的标准来衡量和选择朋友。所以他的朋友关系像树的年轮一样，随着事业的发展和时间的推移而一圈圈地扩展，同时以他的事业为核心的‘合作秩序’也一步步地扩展。因为他豪爽大度、以诚相待、重情重义的性格，在他承包东阳三建的创业期间，公司原来两个年龄和资历都在他之上的、十分能干的‘老臣’——楼正文和吴小伟都成了他最得力的左右手。这两个人在东阳三建是公认的‘将相之才’。楼正文淡薄宁静、好学深思、内敛谨慎，是东阳三建德才兼具的‘名节重臣’。吴小伟见多识广、干练敏捷、沉稳实干，是东阳三建开疆拓土的‘征战能臣’。有此二人相助★(★无论是楼忠福本人还是他们身边的人都承认，在楼忠福创业前期，这两人的作用是非常关键的。但限于本书的主旨取向、内容结构和篇幅，本书不作过多介绍。)，承包经营期间的楼忠福自然如虎添翼，公司的‘朝政’自然是纲举目张，公司的经营也自然运作得平稳顺利。中国的俗话说‘一个好汉三个帮’，楼忠福和东阳三建早期‘合作秩序的扩展’所依赖的当然不是一两个人，而是一批忠诚用命的‘谋臣将士’。赵学飞、吕育土、杜洪寿等一批人才，都是楼忠福创业早期朋友式的同事。赵学飞是吴宁镇的老镇长，退休的时候正好是楼忠福出任经理的时候，所以楼忠福聘请了他当顾问。赵是个通透圆融、胸无挂碍的天生乐天派，即使是最有心机的人也能在三分钟内将他视为能诉心事的朋友。加上他过去在东阳长期担任公社书记的职位，人缘广、口碑好、基层政府事务熟悉，对于上个世纪80年代的乡镇企业，这是再合适不过的顾问了。吕育土是城关建筑公司时期就负责办公室的工作，楼忠福出任经理后，吕继续承担办公室工作。不知道是先天的禀赋还是后天的职业塑造，吕的性格可以说是细致入微、忠诚严谨、任劳任怨。他是个天生的‘内务总管’，他的办事风格精准得像一个时钟。杜洪涛是个实干经验丰富、宽厚随和的老建筑，在东阳三建还处于‘修建社’的时期就是副社长了。楼忠福出任城关建筑公司经理前，杜洪寿已经是公司的经理，作为楼忠福的老领导，他并没有心理上的架子和感情上的不适应，而是尽心尽力协助楼忠福和东阳三建的成长。楼忠福的朋友圈并非只在公司内，而是广泛地延伸到行内、行外，本地、外地，体制内、体制外。当然广交朋友是楼忠福的性格喜好，但交友并非完全漫无目的，而主要为了延伸信任关系和扩展‘合作秩序’。像日本、韩国、香港、台湾等东亚地区早期的创业者一样，楼忠福不但能够把极难量化的个人关系‘估量’出‘效用与价值’，而且能够从广泛的朋友中选拔最需要和最合适的人才。凭借朋友圈的信任和合作关系，楼忠福所遇到的一系列问题，如公司的平稳运作、业务扩展、市场开拓、贷款投资设备、聘请技术顾问、危机处理等等，都能够比较顺利地解决。作为事业发展的‘合作秩序’，也因此得以扩展。

顺着体制的河道行船(上)

D 朋友的支持当然是楼忠

福事业发展的重要支持，但是对于一个乡镇企业，要让‘合作秩序’能够在改革中顺利扩展，更不可或缺的是传统体制力量的支持。虽然中国改革开放的目的就是要变全能政府为有限政府，打破政府包办一切的局面，但是在上个世纪80年代，‘没有体制力量的支持任何事情都不可能成功’却是不可否认的事实★(★中国人过去说‘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但同样没有错的是，在改革开放之后，‘没有共产党就没有全国统一的大市场’。根深蒂固的家族文化和地域文化是严重阻碍更大范围的分工合作和统一市场形成的因素，没有共产党的体制和文化，这些东西根本无法清除。对于把眼光过分集中在批评官僚文化的学者来说，这个更基础性的东西可能更容易被忽略。)。

中国的改革本来就是新旧力量并行的‘渐进增量改革’，非国有经济力量的生长在本质上讲就是在‘体制的边缘创新’。从‘经济生态’的角度看，上世纪80年代到1992年，中国正处于旧的生态系统已经被打破，而新的生态系统还远没有形成的过渡阶段，百足之虫尚且死而不僵，何况这‘虫’只是衰老而不死亡呢！而另一方面，乡镇企业虽然处在体制神经系统的末梢位置、处于自食其力的生存状态，但在体制殿堂内仍然找得到其正式的‘牌位’。所以乡镇企业这只‘麻雀’虽然小，但五脏俱全，在基层政府的小体制中，也算一个‘具体而微的国企’。尽管小体制具有大体制无法比拟的灵活性和实事求是精神，但是弱小的‘麻雀’要高飞、要‘扩展合作秩序’，就只能在大小体制的河道顺水行船，否则每时每刻都有顶头逆风。但是让人奇怪的是，作为‘坚硬铁匠’的儿子，从小就被排除在体制外的楼忠福，对传统体制不但没有情绪抵触、更没有认识障碍，相反，在处理与传统体制力量的关系时，显得轻车熟路、游刃有余。这实在不能不让人感叹企业家才能是天生的，而非在学校教育出来的。楼忠福对体制力量的理解、接受和游刃有余的处理能力，如果从源头上梳理，可以追溯到改革开放前的上世纪70年代。1973年，郭懋阳当城关公社（1980年恢复‘吴宁镇’）书记。他是共产党基层干部中一个比较实事求是、想干敢干而又颇有魄力的干部。就任书记后，他就到各个乡村去蹲点，了解农民生活和生产的情况。蹲点期间，他发现了当地农民在传统建筑业上的优势，结识了南门塔乡书记杨文清，也发现楼忠福这个与众不同的‘拼命三郎’。尽管当时‘割资本主义尾巴’的运动还在全国各地开展，但城关修建社就是郭懋阳当书记的时候，重新组建起来的公社集体性质的社队企业。蹲点时期的郭懋阳到过楼忠福家几次，也对他乐观开朗、聪明敏捷、不服输的个性有深刻印象。楼忠福对这个实事求是的‘父母官’也格外有好感和信任，因此这个过去一直遭遇‘体制’排斥的‘黑五类家属’从郭懋阳身上第一次感觉到了‘体制’的温情。他对郭格外感激和信任，跟郭的交往也从此开始。郭懋阳在1977年升任东阳县委副书记，继续大力支持东阳农民建筑业和城关修建社的发展。1978年城关修建社更名城关建筑社，楼忠福也在这年加入城关建筑社。1980年郭出任东阳县委书记，城关修建社也更名为城关建筑公司。1982郭懋阳被调到东阳旁边的兰溪县任县委书记，并在那里大展拳脚抓乡镇工业发展。但郭懋阳是东阳人而不是兰溪本地人，所以尽管他有魄力、能做事情，但也因此触动了当地势力，施政上遭遇阻力、反对，甚至恐吓，情感上比较苦闷。此时的楼忠福已经是城关建筑公司的材料科科长，经常为了采购而到处走动，所以也时时顺便探访老前辈郭懋阳。此时已经出任吴宁镇工业办主任的原南门塔乡书记杨文清，也时不时探望在兰溪的老领导和老朋友郭懋阳，这样楼忠福跟这位现任‘父母官’的关系也牢固起来。作为年轻人，楼忠福在感情上是很尊重和信任这两位领导和前辈的，所以很多心里话和想法都会跟他们说，向他们请教。而这两位‘体制内’的干部，也颇赏识这个年轻人，认为他虽然读书不多，但是做事风风火火、扎扎实实，为人处事大方得体、敢拼敢搏、上进心强，是一块不错的料子★(★韦伯在论述资本主义起源的时候说过，在那些具有资本主义精神的人看来，虚掷时光是万恶之首，而且在原则上乃是最不可饶恕的罪孽。)。1983年，中国的改革开放继续深入，实事求是、敢闯敢干的郭懋阳得到浙江省领导赏识，在仕途上更上层楼，出任金华地区（金华1985年撤地设市，东阳县属金华）党委副书记，主管东阳。他再次大力鼓励东阳通过发挥传统优势，为农村剩余劳动力寻找出路和提高生活水平。东阳建筑业，特别是城关建筑公司——他亲手创办的集体企业，自然也格外赢得他的关注与支持。1984年，城关建筑公司老经理陈福根任期届满，楼忠福作为公司材料科科长也在历练中成熟起来，毛遂自荐地表明要挑这副担子。郭懋阳虽然不直接管辖这个企业，但当时全国万象更新、一日千里的改革开放大气候，也确实让他觉得这个企业应该有一个朝气蓬勃的年轻带头人，就算有风险也应该试试，所以他就向吴宁镇工业办主任杨文清等领导人大力举荐楼忠福。杨文清是郭懋阳的老朋友、老部下，对楼忠福的才干也熟悉、了解和赏识，但是这些还不足以让他就作出决定，他还得考虑别的因素，也得考虑其他有决策权的镇领导的意见，因为当时还有别的人选。在这种犹豫不决的局面下，楼忠福果断地‘生米煮熟饭’，上演前面的‘夜取帅印’和‘三刀定军心’的场面。这种非常规的接班方式，虽然是楼忠福个人胆量和魄力的展示，但如果没有郭懋阳的举荐、支持和杨文清默认，没有‘体制力量’的承认和支持，即使他拿到了‘帅印’，这个经理还是落得个‘名不正而言不顺’的尴尬。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