顺着体制的河道行船(下)

A 出任经理职位后，楼忠福更加积极地适应和顺应体制的惯性，并主动依靠体制和融入体制，而并不是脱离体制发展。当然这些努力只是为企业赢得最好的生存条件，把阻碍前进的摩擦力减到最小的限度，而不是通过企业把自己化进体制之内。★(★熊彼特说，企业家‘不仅在于找到或创造新的事物，而在于用它去使社会集团留下深刻的印象，从而带动社会集团跟在它后面走。’即善于动员和组织社会资源进行并实现生产要素新组合。

现在的批评者爱用‘官商勾结’点燃民众的仇富情绪，其实这点应该历史地、客观地看。在一个已经完全消灭了私有产权、建立全能政府、实行计划体制的背景下，我们实在不能相信，如果谁要做点事情，而可以不去跟官府打交道。)

他在出任经理后立即着手完善公司党组织及工会建设，并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第二年也就是1985年楼忠福加入中国共产党。

同年6月公司更名为东阳三建后，11月即加入中国集体建筑企业协会。1985年东阳三建还隆重举行了第一次职工代表大会和工会会员大会，邀请金华市、东阳县和吴宁镇的相关领导到场讲话。第一年承包经营的成功，加上楼忠福对体制的顺应、适应和融入，进一步赢得了当地政府官员的信任和支持。继卢宅工程队之后，城北工程队也在1986年并入东阳三建，东阳三建的‘木筏舰队’也由两艘变为三艘。

1986年东阳三建党总支部成立，同年楼忠福被评为东阳建工系统先进工作者，1987年出任公司党支部书记，接着东阳三建公司党校成立。1987年开始，楼忠福开始依靠党委组织，采用录像、黑板报和学习班的形式来开展思想和业务教育，提升职工素质和加强企业内部管理。同年，楼忠福因为东阳三建的业绩而被评为浙江省第一届‘十佳’经理和金华市优秀共产党员，他在体制的阶梯上不断攀升，在行业内名气日增。

当然，融入体制的过程，对于曾经满脚泥巴的楼忠福并不一帆风顺。1987年他被评为金华市优秀共产党员的时候，在表彰大会上，其他的优秀共产党员绝大多数都是国有企业经理或者政府中的干部，惟独楼忠福是个‘发于畎亩之中’的年轻乡镇企业经理。

尽管楼忠福出任经理后非常努力地补课，并参加过一些大学进修班，其他人并不怎么看得起他，对他这个‘体制外’的优秀共产党员也不服气。

而楼忠福对于这种体制内的大雅之堂，当时也还不是很习惯，所以在表彰会上多少有点心理紧张。不过发言的时候，他非常坦率地说：‘我楼忠福出身穷苦，文化程度低。作为东阳三建的经理，我个人也没有多大本事。不过我记得历史上有个刘邦，出身很低，本事也不大。他自己说“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不如张良；镇国家，抚百姓，给馈饷，不绝粮道，不如萧何；连百万之军，战必胜，攻必取，不如韩信”。但他却会用人，信任人，所以他打败了能力比他强的项羽。我楼忠福不敢比刘邦，但东阳三建却是人才济济，我信任他们、尊重他们，所以他们也干得很出色。我这个经理没有成绩，东阳三建的成绩都是他们干出来的。’

这番说话未完，会场内掌声雷动，大家都对这个结实粗壮、只有小学学历的乡镇经理刮目相看。此后，这些体制内的人士也不再认为楼忠福没有文化，他也很快就融入他们当中，并顺利地把这些体制内的朋友‘织入’自己事业的‘合作秩序’当中。

这些与企业经营看似风马牛不相及的事情，在真正的市场经济中的企业家看来是莫名其妙的，即使在以引进外资为主的‘珠江模式’下的广东人看来，也觉得陌生。但是这些‘二胡旋律中的太极功架’，却是完全依靠自身力量从零开始的‘浙江模式’必不可少的生存之道。没有这些‘中国功夫的招式’，浙江人的企业家天赋根本无用武之地，乡镇企业也无从‘扩展合作秩序’，实现做大做强的发展★(★在我们看来，今天浙江民营企业家群体之所以能够在全国市场上攻城略地、所向披靡，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浙江企业家对传统体制文化有更强的适应力、亲和力及包容力。这点非常明显地反映在浙江民企的党建工作、企业内部刊物的内容和形式、企业文化以及标语口号等方面。如果单从这些表面的东西看，浙江民企跟传统国有企业没有多大的区别，但这些东西并没有影响他们在商言商的根本，在中国特定的环境下，反而更进一步增强了他们在商言商的能力。这点可能是浙商与粤商最主要的区别之一。)。

楼忠福在承包经营期间，正是凭借这些主动适应体制和积极融入体制的举措，赢得了政府官员的信任和支持，也为企业的发展赢得了一个良好的发展环境。东阳三建在上世纪年代的很多具体问题的解决，都离不开当地官员的支持和关心。

浙江大象能跳舞

B 激动人心的上世纪80年代，是一个方生未死、新旧共存、乍暖还寒的年代，新与旧的碰撞不仅存在于整个社会，甚至在同一个人的头脑中存在。

改革开放的过程，本身就是利益格局和社会秩序的重组过程，加上渐进改革本身必有的不公平性，所以冲突和矛盾自然是无法避免。在这种情况下，利益的得与失和观念的新与旧，不仅在部分人的头脑中融合成思想的迷雾，还在部分人的心头上暗结成情绪的冰雹。这样的‘气候条件’是悲剧最容易上演的时候，所以很多在体制的边沿上创新的改革实践者，一不小心就被送上‘姓资姓社’的政治审判台。1987年发生在辽宁并轰动一时的所谓‘关广梅现象’大讨论，就是这种例子的典型。而其实关广梅只不过是承包了几家公司，并取得了让部分人觉得不舒服的成功而已★(★如果以‘关广梅现象’做一个衡量的尺度，当年哪个地方对此争议得最激烈，应该是思想解放水平和经济发展水平最不怎么样的地方。

对于以‘政治正确’为第一原则的政府官员，要在转型期做点事情，有时候也确实是不容易啊！看来‘履过薄冰’的不仅有中国第一代民营企业家，像广东、浙江这些改革前沿地带的地方政府官员也曾经是‘闯过地雷阵的’。)。

在这样的时刻，作为‘掌握改革探索生杀大权的判官’——地方官员，他们意识观念的指向和实际行为的表现，在这历史骨节眼上就显得极为关键。中国的南与北、沿海与内地以及各个不同地方后来经济发展上的差异，大致可以从这个阶段地方官员在表现上的分野看出。

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制，虽然是中国各地的政府官员头上‘共同的雨伞’，大家所面对的都是一样的旋律和节拍，但是如果把体制内的官员都比喻成大象的话，浙江的地方官员显然是一群能够跳舞的大象。

而楼忠福所遇到的一批官员，郭懋阳、童德成、吕朝昀等更是‘能够跳华尔兹的大象’。楼忠福个人的成长、成熟以及东阳三建发展中很多具体问题的解决，都离不开他们的引导、鼓励、支持和保护，特别是在新旧观念激烈碰撞、‘姓资姓社’还相当有杀伤力的上世纪80年代。

郭懋阳可以说是楼忠福在体制内的‘启蒙者’和‘领路人’，是他发现了楼忠福这匹改革年代的‘黑马’，也是他的赏识与支持把‘黑马’送上改革的竞技场。楼忠福能够在精神意识上‘脱胎换骨’、在体制文化中‘洗脚上田’、在风高浪急时不沉入海底、在功成名就后不阴沟翻船，或多或少都得益于这位‘导师’调教。

郭懋阳是一个清醒的共产党干部，他知道‘人无完人，金无足赤’，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本身就是一种不断‘试错’的过程，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对一个企业、一个改革实践者责备求全是不现实的，尤其是对那些乡镇企业和刚刚‘洗脚上田’的农民企业家。郭是属于有点‘脾气’的官员，而不是以追求‘政治正确’为最高目标的干部。他坚定认为，作为改革开放年代的地方官员，必须用开放的态度对待探索和实践，不能总以老一套观念和标准来衡量新事物，哪怕是顶着压力也必须这样。他明白，要做点事情，不可能不面对各种看法和言论。

C 作为金华市委书记，郭懋阳当然不可能直接过问楼忠福企业经营中的具体事务，他主要以提醒、督促、鼓励和必要的保护等方式来表达他的支持。他曾对别人说：‘我对东阳三建，对楼忠福，只做了自己应该做的一点工作。要说领导对楼忠福的帮助，主要是东阳县和吴宁镇的领导，他们真正是为东阳三建做了不少具体工作。’郭所说的领导就是东阳县（1988年撤县改市）县长童德成和吴宁镇镇委书记吕朝昀。

1987年，宁波市一位负责发包工程的官员被查出贪污问题，宁波建委利用这次机会对外地工程队下令清退。因为东阳三建宁波工程队的一名副队长牵涉到这宗贪污案，所以东阳三建也成了被‘驱逐出境’的对象。这种‘一刀切’的处理办法，是中国行政中常见的手法，而在地方上，这种措施的背后往往隐藏着在中国普遍存在的地方保护主义的文化心理。

面对被赶出宁波市场的命运，楼忠福作为公司负责人除了作出相关应对外，也寻求体制力量的支持，因为在上世纪80年代，中国最有效、最主流的对话还是体制渠道的对话。一个外地的乡镇企业与一个市政府之间的对话习惯还没有形成，所以作为东阳县长、童德成亲自出马到宁波找相关部门协调和求情。经过各方努力，后来东阳的农民子弟们总算避免了被逐回家的命运，而东阳三建也因此保住了宁波的滩头阵地。

宁波清退风波刚过，东阳三建在杭州又因一项工程中的一个技术问题遭遇整个公司‘减少一半施工面积’的处罚。童德成再次出马，风尘仆仆地去找杭州建设管理局的官员解围。几千名东阳建筑民工的就业问题和一个乡镇企业的发展，再次因为县长‘能跳华尔兹’而逢凶化吉。东阳三建虽然属于集体企业，但一县之长能够为一个企业的具体问题而出面求人、四处奔走，在上世纪80年代的中国其他省可能并不多见。但是在浙江，在金华和东阳，这样‘能跳华尔兹的大象’却不是少数。

东阳县城所在地的吴宁镇镇委书记吕朝昀也是这样一头‘大象’。不过作为直接面对中国最底层民众的最底层官员，作为东阳三建的‘所有者’和控制者，吕朝昀不仅会‘跳华尔兹’，有时候还得‘跳迪士高’。

尽管东阳历史上有活跃的手工业传统、在民国期间也经历现代工商业的‘文明洗礼’，但是毕竟工业化并没有在东阳实现过，上世纪80年代的东阳仍然像中国绝大多数的县一样，基本是一个农业社会。中国农村的传统习俗、观念以及农业文明意识，仍然普遍存在于村民百姓的头脑中。这些在历史演变中积淀而成的传统性格，虽然有很多合理和优秀的东西，但是与市场化改革和现代文明格格不入的东西也十分明显。比如大村欺负小村、大姓欺负小姓的旧俗，以及用武力械斗的方式处理矛盾和纠纷的风气依然根深蒂固，鼓励创新、包容差异的多元意识和超越血缘的契约精神仍然缺乏。在这么一种背景下，乡镇企业的‘合作秩序的扩展’就难免磕磕碰碰了。

有一次东阳三建让吴宁镇一个村庄的拖拉机队（属于集体所有的运输队）拉沙石，事前双方说好一台拖拉机拉一趟是10元的运输费。不过双方并没有签合约，合约在那个年代的中国农村地区尚不流行，因为双方都是本地人，不签合约本也不奇怪。但是这村庄的干部在拖拉机跑了几趟后提出要提高运费，从10元提到15元。

东阳三建施工队自然无法接受这个提价，所以让别的能够接受这个价钱的拖拉机队来干。可是这个村庄的村民却把路给堵上，把那些外村的拖拉机都给包围起来，并扬言谁敢把沙石拉进来就打谁。因为工程所用的土地是从这个村庄征来的，进入工地必须经过村庄，在这种情况下，村民们义气十足，摆明要强逼楼忠福接受自己的出价，反正大家都知道你楼忠福承包东阳三建后赚了大钱。从小就敢于打架、习惯打架的楼忠福，这个时候显然没有成熟到把旧毛病都根治了的程度。他觉得这是明摆着的欺负人，所以在知道情况后，立即火冒三丈。他跑过去把被围起来的拖拉机发动起来，然后说：‘没有人敢开，我来开。谁敢挡路就撞死谁，大不了就赔钱。’然后就把拖拉机哒、哒、哒、哒地开了过去★(★楼忠福身边的人说，楼忠福年轻的时候性格火爆，敢于硬碰硬。但事业做大之后，他就跟他身边的人说：‘以前年轻的时候，走路要昂起头走在路中间，但现在不能这样了。我们必须低着头，走在路边上，把拳头放在背后。’)。

但大家都来硬的，显然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继续下去一场械斗就要开始。所以楼忠福采用软的办法，请村干部吃饭说理，可对方仍然咬着15元的价钱不放，并放出话来‘要斗到底’。楼忠福把情况向镇政府汇报，镇委书记吕朝昀了解到事实真相后，出面做工作，但对方仍然不依不饶继续以阻挠施工来要挟。

两个月就这样被拖过去了，最后吕朝昀惟有动用派出所的力量来开道，并坚决表示‘再无理取闹的，来一个抓一个’，事情才算了结。

除了在这一类有基层特色的‘磕磕碰碰’中维护秩序之外，吕朝昀对东阳三建和楼忠福的帮助主要是维护一个‘自主经营’的发展空间。做到这点虽然只要‘无为’就可以了，可是对于习惯了‘无所不为’的全能观念的‘婆婆’来说，能够不去干预自己可以干预的集体企业，却是并非易事。这不仅需要他以身作则的清醒，还需要众多的‘婆婆’不能去‘上山摘桃’，否则‘树’还未长起就搞得满地都是‘残花败柳’了。

体制内力量的‘正作用’对于一个企业的成长，在中国上世纪80年代的环境下固然是非常重要的，但这始终只是一个‘必要’而非‘充要’的条件。就像一片树林和一个林地看守者的关系一样，看守者的看护固然重要，但每棵树木到底能够长多高多大，只能由树木的基因决定，看守者是无法‘拔树助长’的。

东阳三建和楼忠福个人事业发展的决定因素，归根结底还是楼忠福本人的企业家‘基因’。

既有绣花功也有劈柴力(上)

D 接受体制、融入体制所解决的只是外部障碍和阻力的问题，但一个乡镇企业能不能发展，更重要的因素是企业团队内部的凝聚力和战斗力。企业的凝聚力和战斗力不是外部力量能够解决的，不然在计划体制上处于绝对优势地位的国有企业，就不会有人心涣散、效率低下的问题。

楼忠福1984年的上台并不名正言顺，甚至可以说是充满争议，而且文凭不高、资历不深，他凭什么去收服人心、凝聚士气，激发团队的战斗力呢？这个问题的答案，可能得从一些具体的细节中去寻找。

1985年，楼忠福到武汉考察在江北铸造厂的工地。听完施工队长的情况汇报后，楼忠福感觉很不错，工程进度、质量和收支情况都让人满意。他好好地表扬了一番那个施工队长，然后跟他到工地各处转转。

走着走着，突然楼忠福收住脚步，目光停在两个工人身上。那两个工人正从宿舍里抬着一块床板走出来。楼忠福觉得奇怪，就问队长是怎么回事，队长也说不知道。

这时候工人走到了他们跟前。当时是初夏，武汉的天气已经比较热了。工人的衬衫没有扣上，一阵风过来，把衬衫吹开了，楼忠福明白是怎么回事了。他走过去接过床板，然后用力将床板往地上一顿。

队长此时才发现了满地的木虱，个个都吃得饱饱的。

楼忠福撩开工人的衣服，指着满身的红斑对施工队长说：‘队长，工程质量你够重视了，可是这些兄弟们的睡眠质量可一点都不关心啊！你看看，咬成这样，还能睡好觉吗？你可别忘记，工程质量出自他们手上，他们的睡眠质量有保证了，工程质量才有保证呀！’

楼忠福批评了队长后，下令放假一天，让工人清理宿舍卫生。同时告诫施工队长，从今以后不但要管好工程质量，还要管好工人的生活条件，两者都是责任，都不能失职。楼忠福回到东阳后，很快就在公司管理条例中加了这么一条：凡施工队长不关心职工生活条件、漠视职工困难的，职工可以直接向经理楼忠福反映★(★楼忠福性格很急，做事情不服输，也有火暴的脾气，但是他也还有另一面：有一回他的一个朋友到他家去找他，发现他正在哭。朋友以为出什么事情了，原来他在看电视剧《渴望》。)。

这件事很小，但情却很重。楼忠福收服人心、凝聚士气的工作，就是从这些润物无声的‘情节’开始的。但感情的付出，不仅需要细微处的关心，更需要有大肚能容的气量。

施工队长楼为民是个年轻的老建筑，业务水平很不错，脾气也好。楼忠福上任后很信任他，让他率领队伍承建江西的一项工程。可是工程竣工后，一结算才发现亏损了20万元。楼为民自知责任重大，请求楼忠福处罚。

但楼忠福并没有气急败坏地处罚他，甚至连批评都没有。他拍拍楼为民的肩膀说：‘人总有跌倒的时候，总结教训，继续前进吧。’接着他又给把江西的另一项工程交给楼为民。

楼为民本想戴罪立功，回报楼忠福上次的宽大处理。可这次还是出问题，工程本来不亏，可工程有一处地方存在质量问题。对方虽然还没有提出返工的要求，但楼忠福知道后，立即下令返工，宁可损失经济利益也不损失公司信誉。

这回楼为民受到了降职和罚款的处罚，心理难受，情绪也很低落。

但楼忠福并没有对他失去希望，又给了他一个机会，并鼓励他要爬起来。可是楼忠福到他的工地检查，发现他竟穿着拖鞋、抱着儿子在晃荡，一副在村头巷尾休镕的村夫模样。楼忠福很恼火，他想，虽然大家都是农民出身，有些村头巷尾的习性自然难免，可是施工队长毕竟是一个工地的头儿，如此镕散形象和随意的做派，如何能够管理好一个工程？